连日来天气寒冷，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急诊科观察室的15张床位已经全部“满员”（资料图）。 筱 映/摄

    本版采写：西江都市报记者 龙天传

    张文静，梧州市一名22岁的花季少女，在去年中专毕业前夕突然被确诊患上白血病。十多万元的医疗费和不太稳定的病情，让其母亲曾丽卿的心情终日忐忑不安。在媒体的关注下，张文静尽管找到了与其初配成功的骨髓，但缺乏足够手术费用的她，在等待移植手术的期间，仍不得不再次进行第六次化疗继续控制病情，以等待爱心捐款。

    像张文静一样遭遇“大病”突袭、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的城乡困难人员并非少数，倘若大病突袭人生，如何能让人们在病魔面前挺住，并尽快恢复健康和重返正常的生活轨道，这个关乎“生老病死”的热点问题备受公众关注。

    因病返贫现象并不鲜见

    今年1月中旬，张文静拖着虚弱的身子再次返回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等待她的是第六次化疗。在办理入院手续时，她默念着：“一定要挺住，因为希望就在前方。”让人欣慰的是，在全体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下，张文静前五次的化疗效果符合预期。此外，梧州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还成功地从中华骨髓库找到两名与张文静的骨髓初配成功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只要等捐赠者做完相应的术前检查，我女儿就可以进行骨髓移植。”曾丽卿满怀期待。

    一边是治愈在望的生机，另一边却是家里砸锅卖铁、四处借债仍凑不齐医疗费的窘境，曾丽卿看着女儿的医疗费用单，眉头紧锁。记者翻看张文静前五次的住院记录，平均每次费用为3万元左右，即使抵消医保报销部分，张文静自付金额也有1万多。自去年6月起至如今，张文静为了与病魔抗争，自付的医疗总费用已接近8万元。“如果要进行骨髓移植手术，最少还需要20多万元。”掏着空空的口袋，曾丽卿只能无奈地摇头。

    同样遭遇大病突袭的，还有从贺州市钟山县来梧州求医的一对双胞胎男婴。去年10月份，这对可爱的男婴不约而同地患上先天性巨结肠，其中，弟弟小枫还几度生命垂危。在当地多家乡镇医院的辗转救治后，小枫的病情依旧没有好转，其父亲邱国师当机立断，在去年12月将小枫送至梧州的医院寻求帮助。为了照顾病重的小枫，邱国师不得不完全放下工作，四处借钱为儿子治病。如今，他向记者坦言，他已经“借无可借”。

    “最要命的，我是在贺州当地购买的新农合，由于梧州和贺州两地的新农合尚未实现联网，每次出院我都得先垫付住院费，再回当地按比例报销。”邱国师一语道出了当前新农合异地就医结算的无奈。

    另据梧州市扶贫办方面初步统计，结合梧州市目前开展的精准识别建档立卡情况，因病返贫的人数占当地总贫困人数的40%。

    拯救不幸不能只靠爱心

    谁都无法预知“不幸”和“明天”哪个会先到，在得知他人突遇大病、无钱医治的不幸遭遇后，许多市民都会心怀悲悯，并借助便捷的网络手段，将相关情况随手转发至个人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祈求获得舆论关注，得到更多爱心人士的帮助。可是，借助公众舆论发起爱心捐助的做法，就像一把“双刃剑”。患病者在获得媒体和网友的广泛关注后，确实可以得到各种社会爱心募捐，而所获的善款也会随着关注度的提升而增多。但是，如果任凭种种求助信息漫天飞舞，最终只会让爱心疲惫，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帮助。

    如今，已有为数不少的市民认为，媒体上、网络上出现越来越多的“求助信息”，渐渐让人产生“审美疲劳”。一名热衷公益事业的市民王女士坦言，近年来“大病求助”消息频频出现在媒体，这的确反映了很大一部分个人和家庭，因为疾病、事故、灾害等原因陷入不幸，现有社会保障机制无法充分满足他们需求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折射出中国社会民间慈善救助的一种无奈：个人有事直接向社会求助。

    广西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婕表示，从法律角度上讲，只有慈善机构有权力接收社会和个人的捐赠，无论是媒体和个人，都不具备募捐的主体资格。因此，社会上泛滥的这种募捐形式，是不符合相关法规的。王婕认为，个人发起的募捐缺少有效监管，如果募集的金额高于救助需要，剩余资金应如何处理，将是个难题。另外，由于个人募集爱心的主体鱼龙混杂，过去我国也发生过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编造凄惨故事来骗取钱款的真实案例。这种种不规范现象，必定会对社会的整体道德观、价值观、同情心等构成一定的伤害。

    因此，在这样一种现实背景下，持续优化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建立多元化的社会救助体系的需求，呼之欲出。记者从梧州市民政局获悉，去年以来，梧州市按照新的医疗救助标准，运用医疗救助即时结算系统，认真开展医疗救助工作，目前，梧州市城乡困难群众纳入医疗报销部分的自付费用报销率高达90%以上。另外，梧州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也获较好推进：截至今年1月23日，负责大病保险理赔的梧州市人保公司共收集客户材料5731件，已赔付2919件，赔付金额共1623.07万元，赔付金额最高的一例保险为21.94万元。

建言献策

    提高儿童新农合补偿标准

    市政协委员 封成芳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在医疗资源相对紧张的乡镇更为突显。

    以儿科为例，一些乡镇卫生院没有儿科专科，而全科医生对儿童疾病的治疗不够熟悉，因此，于刚出生的城乡患病婴儿而言，大部分要转到县级医院治疗，结果造成一些县级医院“人满为患”“一床难求”的紧张局面。

    但是，由于县级医院条件有限，尤其是儿科医生比较紧缺，一些患病婴儿尤其是病重的婴儿，在县级医院无法得到专业诊治，只好继续转诊到市三级医院儿科救治。市三级医院儿科虽然救治条件相对好些，但医疗费用也比较高。一般需转院治疗的患儿，大多数病情相对较重，他们在县级医院治疗时已经花了一大笔钱，转到市级医院治疗时，费用已难承受。因病致贫返贫的大部分家长都会采取借钱的方式去治病，给家庭添加沉重的债务；甚至有些家长因借不到钱而不得不放弃对患儿的治疗，给家庭留下负担和遗憾。

    因此，建议有关部门能进一步提高梧州市儿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补偿标准，加大对儿童健康的保障，减轻其家庭医疗费用负担。

    建议建立百姓互助基金

    市政协委员 黄超亮

    建议由市委、市政府牵头，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共筹，借助结合、滚动发展”的办法，建立总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梧州百姓互助基金”。在政府主导的社保医保之外，快速有效地救助那些四处求助的大病家庭和困难对象，提高大病救治成功率，避免群众因病返贫。同时，该基金的建立要健全相应的监管制度，以透明公开的方式运作，让每个捐款人都能够了解所捐善款的去向。

    另一方面，建议落实“以防为主，防控结合”方针，把普及应急救护列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列入各单位绩效考核内容，从机关企事业单位做起，在全市范围内强化现场急救意识，提升群众突发伤病或事故灾难时的自救互救能力，最大限度降低伤病或灾难事故致死率、致残率，避免已经脱贫或正在努力脱贫的群众因伤、因病重返贫困线。

    缓解因病返贫需多部门联动

    市扶贫办工作人员 黄应固

    目前，对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人群，市扶贫办一直在采取一定的措施来进行帮扶。例如与市民政局、市人社局等部门联系研究，重点推进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有效衔接，把符合低保条件的贫困户，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完善“低保补差”办法。同时，多个部门共同研究调整民政救助政策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完善大病保险政策，增加大病报销比例和救助力度，发挥医疗救助保障作用，解决治疗大病的医疗费用。

    另外，对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靠自身的条件没有脱贫可能性的贫困人口，建议通过社会保障实施“政策性兜底”扶贫，逐步把低保线提高到扶贫线标准，并加大临时救助制度在贫困地区的落实力度。对那些遇到重大疾病、恶性事故、自然灾害等突发灾祸，可能致贫、返贫的群众，及时给予临时救急和社会救济，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尽快回复正常生活。

■ 相关链接

    2015年本报及梧州零距离网出现的部分涉及大病救助的报道或帖子：

    2015年6月30日，西江都市报《花季少女临毕业不幸患白血病》一文，报道了22岁的梧州少女张文静，在中专毕业前夕突然被确诊患上白血病，以致她和整个家庭陷入困境。为早日帮助女儿做骨髓移植手术，张文静的家人通过本报发出求助呼吁爱心捐款。

    2015年7月28日，梧州零距离网《梧州2岁男童患白血病，妈妈泣血求助》一帖，反映广西藤县新庆镇富荣村一名不满三岁的小男孩，因患上了白血病急需救助。

    2015年10月20日，西江都市报《丈夫为妻子四处奔波求助，病妻因家贫多次放弃治疗》报道了富新社区低保户李木静不幸患白血病，尽管医院为她找到匹配的骨髓源，然而30万元的骨髓移植费用，让这个家庭无力承担，其丈夫无奈之下向媒体求助。

    2015年10月26日至12月4日，西江都市报《七岁男孩从七楼坠楼受伤》及后续多篇报道，反映了7岁男孩郭家茗在广东路一栋住宅楼内不幸坠落，其父亲郭华信已经为孩子的医疗费花光了积蓄，且欠下外债。郭华信向社会求助并得到了爱心人士的帮忙。最后，郭家茗治愈出院，郭华信捐出余下的社会捐款六万元，爱心接力，转赠给贫困白血病患者张文静。

    2015年11月29日，梧州零距离网《梧州学院一病危学生急需A型血小板救助》一帖，反映梧州学院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学生彭祥突发大出血，急需A型血和A型血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