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子，名融，字子博，苍梧郡广信（今梧州市）人，东汉末年佛学家。牟子精通诸子百家，成为广西最早研究佛学的人，其所著的《理惑论》是中国人所撰最早的佛教著作。有不少学者认为，出生于梧州的牟子不仅是佛教思想中国化的第一人，还以其突出的贡献促进佛教在梧州和岭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初步奠定了梧州作为岭南古代佛城的地位。

牟子雕像

    采写：梧州日报记者 黄海志

    摄影：梧州日报记者 麦朝枢（除署名外）

    Ａ 出生梧州城区 幼读诸子百家

    东汉中后期，朝廷昏庸无道、横征暴敛、卖官鬻爵，农民在多重残酷压榨下不堪重荷，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地方豪强割据自立，中原大地烽烟四起。

    在陷于战火中的大半个中国之外，偏安一隅的岭南却呈现出较为宁静安乐的景象，“独交州（今岭南一带和越南北部及中部）为当时世外桃源，居民富庶，安享太平”。作为岭南首府，苍梧郡的广信（梧州）自然成为北方难民的庇护所，文人志士的涌入让这里成为文化繁华、文人汇聚的文化之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一位对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影响深远的先贤应运而生。

    公元166年（即东汉延熹九年），牟子出生于苍梧郡广信县（治所在今梧州市河东区），幼年丧父，随母长大，勤读好学。据史料记载，牟子自幼研习儒家经典以及先秦诸子，特别是老子、庄子的著作，这为他日后引用儒、道和诸子百家之书解释佛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公元180年（光和三年），“苍梧、桂阳猾贼相聚，攻郡”（见《后汉书·扬璇传》），“苍梧诸县夷越烽起，州府倾覆，道路阻绝”（见《三国志·许靖传》），动荡的时局使百姓流离失所，牟子也不例外。是年，时年14 岁的牟子奉母避世交趾（今越南北），开始初涉人间沧桑。交趾，治所为现今越南北部地区，在历史上曾一直受到中国古代政权各朝代（汉朝、东吴、晋朝、南朝、隋朝、唐朝、南汉和明）的直接管辖。从14岁至26岁，牟子在交趾生活长达12年。在交趾期间，年轻的牟子还结识了交趾太守、同为广信人的士燮。

    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研究员李俊康认为，交趾兴旺的佛事对牟子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牟子正是从那时起开始接触并研究佛教的，这些都为牟子以后撰写《理惑论》提供了深厚的基础。

    公元192年，家乡苍梧广信略为安定后，牟子“年二十六归苍梧娶妻”。此后，牟子拒不入仕，精心励志勤奋研读，凡能搜罗到的博杂书籍都仔细阅读，本为儒生的他还特别集中精力钻研儒家《五经》和《老子》。

    彼时，北方不少人都避乱南迁，聚集在广信一带，其中不少为道家术士，他们时常交流学术，或互相辩论。牟子以博学、善辩著名，常引用《五经》作辩，对答如流，许多道术之士都不是他的辩驳对手。由于牟子由儒入佛，世俗之徒由此指责其“背《五经》而向异道”，牟子于是写作《理惑论》予以辩解。

    Ｂ 独创佛学专著 阐释佛家思想

    牟子研究佛学，并非偶然。学界一般观点认为，作为第一个传入华夏的域外文化，佛教在东汉初期传至中国。牟子正处于这个时期，他也因此有机会接触佛教理论，并引起浓厚兴趣。他以对中国儒家理论和老庄之学的深刻认识，以开放、平和、理性的心态，约在公元230年写出了自己的专著——《理惑论》，用中国固有哲学的概念、词汇和观念来解释时人倍感陌生的佛教文化。

    《理惑论》的诞生，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学界目前的共识是，在公元1世纪左右，佛教分别从陆路和海路两条路线传入中国，陆路即路上陆上丝绸之路，即从中亚西域经新疆进入中国，而海路则是海上丝绸之路，即从锡兰（斯里兰卡）、爪哇、马来半岛、越南到达南部交趾、岭南，再到华东沿海。

    在当时的交通情况下，坐拥西江黄金水道的苍梧广信自然成为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接点，梧州自然是佛教文化传播首当其冲的传承之地。李俊康认为，印度佛教正是由海路到达北海合浦，随后循南流江、北流河进入西江中游的广信（梧州），再由桂江北上越过桂林灵渠到达中原，或由西江沿江而下到达岭南各地。此外，当时的广信学术研究风气自由，儒佛并存，因此在梧州产生牟子这样一位佛学研究者和《理惑论》这样的佛学专著，自然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结果。

    《理惑论》由序言、正文、后语组成。序言叙说牟子的经历和著书的缘由，交代了当时社会动乱状况、交州地区思想学术界之动态，以及作者为什么作此书。正文有35 篇，有释迦牟尼简介、佛教戒斋和义旨的阐述等，通过自设客主进行一问一答的形式展开全文，问者对佛教提出种种疑问和责难，这些疑问和责难代表了当时世人对佛教的困惑，答者牟子则引经据典对这些困惑逐一进行解释或辩驳。

    基于作者深厚的儒道文化修养和由儒入佛的经历，《理惑论》援儒入佛，根据对方提的不同问题大量引用儒、道和诸子百家之书给以解释，对这种陌生的舶来文化加以发挥阐述，以中国人所熟识的知识阐述佛家，令人心悦诚服。这种“外儒中佛”的阐述形式，在《理惑论》里比比皆是。

    当有人问曰：“何以正言佛？佛为何谓乎？”牟子曰：“佛者号谥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牟子在此把佛的名称和古代帝王的谥号画等号，认为佛相当于中国的圣人、神王，这就等于站在祖先崇拜的高度将佛教崇拜的最高偶像 ——“佛”进行中国化的阐述，令人信服。

    当有人问：“何谓之道？道何类也？”牟子以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来比附，他用中国道家对道的描述来解释佛道：“道之言导也，导人至无为，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四表为大，蜿蜒其外，毫厘为细，间关其内，故谓之道。”

    “无为”这个概念最早是老子提出的，而印度原始佛教讲的道原指方法，并非老庄所讲的万物本原、清静无为，佛教追求最高境界称为涅槃，即通过自身修行精进，消除烦恼，超脱生死，达到清净、自在、自在、不生不灭的精神境界。牟子在这里阐释的佛道，实质是借用道家的“道”进行再创造，在思想上既暗合道家清静无为之道，又突破了儒家道家惯常的入世出世思维，将儒释道最根本的思想进行了融会贯通。

    Ｃ 繁荣佛教文化 开启“三教合一”

    《理惑论》是中国佛教理论的开山之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佛学著作。由于反映了早期中国佛教史中许多重大的问题，《理惑论》成为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研究著作和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著作。

    20世纪以来，国内外佛教界和学术界的学者不断对牟子的《理惑论》进行研究，牟子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得到了确认，其被誉为“我国著论弘佛之第一人”“中华传佛第一人”和 “中国最早的佛学家”等。

    不少研究者指出，正是从牟子开始，外来佛教在吸收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在中国扎根，并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而形成自成体系的中国佛教文化，成为中华文化园地中富有特色的一枝奇葩。在这个过程中，佛教文化不断被中国化，并最终形成儒释道三教合一、殊途同归的文化形态。

    对于《理惑论》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学界研究颇多，归纳起来大体就是从佛教文化中国化、三教合一发端方面进行阐述的。

    “牟子不仅是佛教史上站在理论高度将佛学中国化的第一人，同时也是最早将域外思想中国化的第一人。”梧州学院西江研究院西江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副教授毛廷贵认为，《理惑论》最大的贡献在于站在“三教合一”的高度，对佛教历史、人物、教义等一一做出创造性的解释，系统而彻底地解决了佛教与儒教思想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和矛盾，从而使佛教在保留自身特质的前提下与儒家和道家学说在本质上保持了一致，三者后来经过不断磨合，共同构成一个整体的古代中国思想文化。

    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黄伟宗认为，《理惑论》可以说是以儒、道眼光看佛教，也可以说是以佛教理论说儒、道，所以完全可以称之为“一箭三雕”的高手文章，是中国首篇佛教宣言，又是中国首篇对儒、道、佛三家比较研究的“比较文学”，而且是最早体现儒、道、佛三家“和而不同”思想的文化论著。

    研究者们一致认为，牟子的《理惑论》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发端，它为历史上三教关系确定了基本格局，也为儒释道的圆融奠定了基础。而在历史上，儒释道三教之间的交流、融合和妥协从来没间断过。到了宋明理学的产生，儒释道真正实现了“三教合一”，这标志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相融合的完成，佛教由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着久远的影响。

    Ｄ 岭南佛城梧州 佛教一度兴盛

    2014年11月，梧州学院和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广西社会科学杂志社在梧州联合举行 “纪念牟子诞辰千年暨梧州作为岭南古代佛城地位学术研讨会”，这是首次公开在牟子故乡纪念先贤牟子。研讨会以“梧州：岭南古代佛城地位”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除了深入研究牟子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大影响外，还首次明确提出论证并确立了梧州作为“古代岭南佛城”的地位。

2014年11月,梧州举行纪念牟子诞辰千年暨梧州作为岭南古代佛城地位学术研讨会。郑文锋 摄

    专家学者们认为，作为一座有着2200年建城历史的岭南名城，梧州自汉代以来即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佛教文化自然将其作为便道之一，梧州由此成为中国佛教在岭南地区最早的传播与兴盛地。而牟子，则以其《理惑论》，使梧州成为中国佛教思想理论的诞生地，也奠定了梧州作为古代岭南佛城地位的基础。

    梧州作为古代岭南佛城地位，是由梧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灵渠的开通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使梧州成为汉代南北交流和中外交通的枢纽，其东可达番禺，西通云贵，北接中原和长江流域，南可到合浦出海。多数学者认为梧州就是佛教东传中国的始圣地，佛教传入中国路径之一就是经南流江—北流河—浔江这条水路到达梧州并建寺院传教，然后再经桂江—灵渠北传长江流域和中原一带的。

    依照常理，牟子作为中国最早的佛学家，其《理惑论》又是佛学著作的开山之作，因此，其家乡梧州（苍梧）应该很早就有寺庙出现。那么，历史上梧州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寺庙呢？

    据《广西通史》载，广西在隋朝及隋以前有佛寺6座，其中一座为梧州的开皇寺。开皇寺于隋唐期间建于梧州城东门外的白云山麓，唐后因故被毁。因此，开皇寺是梧州最早也是广西最早的寺庙之一。

    有梧州本地学者则认为，梧州建佛寺始于唐代，设有光孝寺和冰井寺。据清代同治《苍梧县志》载：“大佛寺，旧名光孝，在城东二里云盖山麓，唐建，宋元明俱重修。”唐天宝年间，鉴真一行因东渡日本失败途经梧州，曾在光孝寺讲经授课。

    同治《苍梧县志》同样有关冰井寺的记载：“冰井寺，在东城为冰井侧，唐建，宋元重修，明成化七年修，正德九年重建，万历二十七年税监沈永寿请敕重建。殿堂宏丽，有敕赐藏经楼。”

    自唐代建有光孝寺和冰井寺后，佛教寺庙在梧州开始呈遍地开花之势，香火日盛。到了宋代，梧州的寺院有庆云寺、光华堂、广法寺、众福院、圆明寺等寺院。而在明清时期，梧州佛教寺院更是林立，据统计，在同治时期，仅苍梧一县就有将近三十个寺院。到了清末民初，地方官府毁寺兴学，梧州佛教处于低潮。民国时期，梧州先后建起了西竺园和紫竹林寺（即四恩寺前身），佛教在梧州重新形成。

    除了先贤牟子和历史上的众多名刹，梧州作为古代岭南佛城地位还体现在梧州产生了多名著名的佛教人物，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北宋高僧契嵩。

    契嵩（ 公元 1007-1072年），藤州镡津宁凤乡（今广西藤县太平镇）人。契嵩乃禅宗云门法嗣，为当时之名僧，曾获皇帝宋仁宗赐 “明教大师”称号。

    契嵩在中国禅宗史上地位殊胜，其最大贡献在于：一、作《辅教篇》。这篇文章针对当时排佛的浪潮，阐明儒佛二教的思想实质，说明了儒家和佛教都是圣人之道，以反驳欧阳修等人的辟佛之说。二、为禅门定祖。其时，禅宗已流行了两三个世纪，关于菩提达摩到慧能的禅宗六祖之说已成公论，但对禅宗在西土的传承仍说法不一。为此，契嵩写作了《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定祖图》和《传法正宗论》，这些著作成为禅宗祖系传承的定论载入史册，对后世讲述禅宗史影响很大，意义深远。

    黄伟宗认为，依白云山而建的梧州，无论从地理还是人文上考究，都是名副其实的“岭南龙都”。舜帝的传说，牟子的诞生，《理惑论》的深远影响，均是梧州作为古代岭南文化中心的有力佐证。而作为佛教东传之发端地，梧州也因其产生了牟子、契嵩等先贤高僧和历史上众多的名刹寺庙以及鉴真等历代名僧在梧州的讲经传教活动，坐实了梧州作为岭南古佛城的历史地位。

    ■延伸阅读

    梧州大事记

    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元）

    ●延嘉八年（165年）桂阳人胡兰、朱益反抗朝廷的军队攻克苍梧，太守张叙被捉，后胡兰等被度尚所杀，交趾刺史张磐击败余众。

    ●光和元年（178年）朱隽任交趾刺史，在任期间曾率7 郡士兵征战梁龙率领的反抗朝廷的数万武装，杀死梁龙，平定7 郡。

    ●中平元年（184年）交趾屯兵造反，扣押刺史和合浦太守，自称柱天将军。灵帝任命贾琮为刺史。贾琮招抚逃荒流散的人民，并免除他们的徭役，又杀死带头造反的大头领，挑选贤良的官吏任各县官员。一年内局势才安定。

    (摘自《梧州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