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都市报记者 赵洋

    梧州是广西的“水上门户”，早已被英、法等列强觊觎。1897年，清光绪皇帝被迫下令梧州开埠通商，开放对外贸易，梧州因此成为广西最早开放的内河口岸。从此之后，英美法等国的商人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开设洋行，经营航运，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开展进出口贸易。

    开埠通商后，大量的资本、移民涌入梧州，工厂、平码行、银号如雨后春笋般在梧州涌现。作为当时西江流域腹地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梧州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开埠之初洋行垄断西江航运

    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对中国伸出了魔爪，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97年中英签订的《中英续议缅甸条约》附款专条规定：梧州辟为通商口岸。同年6月4日，梧州正式对外通商。

    这是梧州历史上屈辱的一页。梧州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专家陈金源说，如今的对外开放与当时的开埠通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外开放是平等基础上的贸易往来，开埠通商则是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梧州被迫打开口岸与通商，列强可到梧州倾销商品、掠夺原材料。

    梧州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专家易源曾编写《梧州航运史稿》。易源认为，西江通五省，控制西江航运等于是控制了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的利益。对争夺西江航线，打开梧州通商口岸，列强显然蓄谋已久，也志在必得。

    梧州开埠后，英、葡、法、美等国商人纷纷在梧州开设洋行，经营航运业和进出口贸易。借助于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再加上自身实力强劲，外国公司在梧州开埠初期基本垄断了梧州的进出口贸易和航运业务。彼时，英国渣甸洋行的“龙江”“龙山”等外轮技术先进航速快，最大的载重量达176吨，而西江传统的木帆船在航运竞争中则明显处于劣势。

    梧州市政协学习文史委调研员曾强所著的《桂商》一书称：“英国的渣甸、天和、人和三大洋行在梧州开设分行，垄断了西江航运，并经商贸易。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进入梧州经营石油。英国、日本、法国、葡萄牙等国商人也到梧州开设商行”，“据光绪二十年统计，出入梧州港的轮船达3000余艘，吨数达19万吨”。

    梧州成为通商口岸后，商业贸易更得以长足发展。来自各国的时钟、搪瓷器皿、铁钉、毛巾、胶鞋、布匹、玩具、香烟、火柴、火油等工业品，随着宽阔的西江源源不断地运到梧州，再分销到广西各城镇、农村。广西、云南、贵州的土货亦反向流往梧州，销往国内外。

    梧州是广西商业重镇

    梧州开埠，加深了西江流域殖民化的程度，同时也在客观上提高了梧州港在广西航运和对外贸易中的地位。

    1897年至1901年，英国人阿拉巴德曾任梧州海关代理税务司。他在《十年报告梧州》中描述称：“寺庙已成过去，贸易蓬勃发展。”

    梧州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专家吴承华完整地翻译过《十年报告梧州》。对“ 寺庙已成过去”这句话，吴承华的理解是，在开埠通商之前，梧州城中各间寺庙的地位甚高，整日香火不断；开埠通商之后，寺庙不复往日兴盛，兴盛的是民间贸易。

    阿拉巴德的话显然是有据可依的。《梧州口岸外经贸志》指出：“光绪三十四年至民国二十年（1908－1931年）梧州关进出口总值占广西进出口总值的80%。梧州不愧是‘蔚为士商萃集之所，百货出入之枢，实为全省商业之重心也’（赖彦于《广西一览》1935年印）。”

    在民国商业发展的鼎盛时期，梧州市大小商号达1393家，商业营业额达278.23万元（毫币），广西财政收入30％来自梧州商业税收。

清末民初的梧州航运景象（资料图）

    航运业、商业的繁荣发展，带动了梧州近代工业的兴起。在民国初年，梧州缝纫业和鞋帽业进入兴盛时期。据《梧州市志经济卷》记载，当时全市有手工业作坊数以百计，主要分布在大中路、马王街、五坊路、九坊路、珠玑路一带。

    梧州的五金制品业也兴旺发达，产品享誉广西省内外。最多时全市五金制品业作坊达数十家，分布在桂林路、四坊路、九坊路、四坊井路及牛皮巷一带，其中，四坊路素有“铜铁街”之称。

    1902年，梧州兴办福安公司，这是广西最早的机器厂，这个企业原来主要修理小轮船，后来逐渐发展到能制造抽水机及军火。此后，梧州又陆续兴办了船厂、染布厂，缫丝厂、水电厂、制革厂、火柴厂等，这是广西最早的一批工厂。

    据统计，1933年梧州有工厂716家，工人4759人，工业资本242.7万多元，占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四市的63%，成为了“广西新式工业发源地”。

    与此同时，金融业也得到了发展。有趣的是，当谈起清末民初梧州的金融业时，多名专家不约而同地提起了一个人——“银号大王”梁颂唐。

    1899年，梁颂唐投资白银3万多元，与人合作创办“均隆”银号，此为梧州银号业之始。此后梁颂唐又相继开设“福隆”等5 家银号，并涉足杉排、平码、杂货、烟丝、酱料、谷米、药材等行业，最多时拥资300余万两银（另一说为300万银元），成为广西最大的资本家。

    梁颂唐发迹的背后，是外地资金大量流入，令梧州金融业盛极一时。据《梧州市志经济卷》记载，1935年梧州有银号88家，占广西银号总数一半以上，资本额占比为78.63%，银号业发展规模之巨，广西第一。“毫无疑问，当时梧州就是广西的金融中心。”梧州钱币文化研究学者余天佑介绍说。

    据《广西省经济调查报告》（1945年版）称：光绪三十四年至民国二十年，梧州在“ 广西经济上的地位，正无异于上海之于全中国”。

    梧州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专家陈侃言说：“当时，梧州的银钱业、盐业、百货业、牲口家禽出口业、饮食业、旅宿业发展较快，周边人口大量涌入梧州。民国时梧州市区人口有9万多人，从事商业就有1万多人。”

    民族工商业在梧州崛起

    梧州开埠后，西江航运被洋人垄断，令梧州不少爱国商人倍感耻辱，继而奋勇抗争。

    骑楼城内的粤东会馆古色古香，画栋雕梁，是梧州市民熟悉的景点。清朝乾隆年间，粤商兴建的粤东会馆是作为聚会、洽谈生意的场所。20世纪初，粤东会馆内发生的一件商界大事，令西江航运业迎来了转折。

    1908年，梁颂唐、周宗贤等集资募股，成立西江航业有限公司，在粤东会馆公举了5名董事。这群有骨气的商人在公司招股章程上明确写着“不收洋股”。

    西江航业公司成立后，商人们集资购置了7艘轮船、电船，总吨位达2046吨，与外轮展开了激烈竞争，开始在西江航运中崭露头角。据史料记载，1907年进出梧州的华轮载重量为40132吨，1908年猛增至100444吨。1912年至1934年，梧州华商不但兴办了“德安公司”等20多家航运公司，还不断投入营运蒸汽机客货轮等新式船只，在广州、佛山、柳州、南宁等大城市设立了办事处。

    1925年之后，在西江航线上的华轮无论是数量、载重量均超越了外轮。至1935年，梧州港计有50多家航业公司（商号）投入营运。

    据《桂商》一书介绍，梧州开埠后，广西的工商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梧州商人也在与外商的竞争中艰难崛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产生了买办商人、经纪商人、实业家等新兴的商界人士。梧州的商贸业、经纪业、金融业、航运业、近代工业同时崛起，并成为支柱产业。在梧州不仅出现了像梁颂唐这样的“梧州首富”，还出现了广西最集中的商人阶层，他们开始领跑广西的近代工商业。

    曾强说：“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鸳鸯江畔崛起了一批腰缠万贯、算计精明，善于进行贸易、金融、航运等跨行业连锁经营的民族资本家。他们执广西工商经济之牛耳，成为广西工商业界巨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