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都市报记者 赵洋

    1949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放一枪一炮进入梧州城，宣告梧州和平解放。梧州解放的过程显得那么平静，然而，平静的背后隐藏着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前夕，梧州各处都有中共地下党活动的身影，隐秘的地下斗争波谲云诡。梧州得以和平解放，中共梧州地下党员功不可没。

    广东广西派出党员在梧建立组织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梧州当局频频反共。桂系军阀集团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倒行逆施，令梧州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深，人民群众备受煎熬，怨声载道，工农群众展开了各种斗争。

    据史料记载，1946年上半年，梧州各平码庄口共欠工人工资100多万元，国民党政府历次军运欠下工人工资50多万元，令梧州海员工人、火柴厂工人和印刷厂工人开展多次罢工。桂系军阀集团为了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筹款，在梧州非法征调紧急保安经费80亿元，该经费比例占了广西税负的三分之一。

    面对复杂、尖锐的斗争形势，中共上级党组织不断派出党员到梧州恢复、建立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独裁斗争。

    1946年3月至4月间，曾任中共苍梧县委书记的黄经柱在大中路开办八桂书店，销售进步书刊。同年4月，中共广东南路特委派到广西工作的中共党员徐为楷、林琴英到梧州活动，以广西大学返梧学生为主要对象开展学生运动，同时办好八桂书店。当时，坐落在大中路的八桂书店受到了广大读者特别是在校进步师生的欢迎。梧州市原科协主席吴伯辉是当时的进步青年之一，吴伯辉在2011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当年在书店阅读了《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大量进步书籍，逐渐树立起对革命和对共产党的向往。因八桂书店卖的多是共产党的书刊报纸，引来了特务的监视。“白天有便衣在书店门前监视，晚上关门熄灯后也有人在门缝窥视。”当时的八桂书店员工朱克奎（已离世）曾在《梧州地下学联史料》一书中，真实地记录了八桂书店的发展历程。朱克奎描述的 “便衣”，即国民党特务。

    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黄经柱，查封了八桂书店。然而，革命的种子已在吴伯辉等不少梧州进步青年心中萌芽。1947年，广西省城工委派党员到梧州建立联络站，开展革命活动；中共华南城工委派出党员至梧州，建立党小组和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梧州地下学联。1949年4 月，吴伯辉秘密参加梧州地下学联。梧州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专家陈金源介绍，1946年至1947年，广东、广西多条线都曾派共产党员到梧州活动，这为新中国成立前夕梧州地下党的武装斗争和城市工作打下了基础。

    地下斗争形势险恶

    1949年，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长江，在战场上气势如虹，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

    1949年8月13日，中共广西省城工委决定成立中共梧州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梧州城工委），代号为“长江”。梧州城工委书记为罗杰林，他化名“莫福祥”，以“水客”职业作掩护，租住在北山街8号。城工委有圣心小学、西竺园小学、恒隆玻璃镜画店及苍梧县立初级职业学校等活动据点。

 圣心小学（现民主路小学）曾经是梧州城工委的地下工作活动据点之一。西江都市报记者 龙天传 摄

   “长江”的主要任务是加强调查，摸清情况，为接收梧州做好一切资料准备；保护梧州民族工商业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大力开展统战、宣传和策反工作，以及做好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梧州的各项准备工作。

    当时的梧州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中共地下党员的斗争环境极为险恶。张阳（已离世）曾任梧州市委、地委文工团团长，梧州市委宣传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前夕，张阳的公开身份是梧州天主堂教会学校—— 圣心小学的教师。实际上，张阳于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真实的身份是梧州地下党，他每天都严格按照地下工作原则，紧张、秘密地开展各种地下工作。

    张阳在《风雨人生》一书中回忆：“梧州解放前夕，国民党仍做垂死挣扎，军警、特务到处疯狂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红色电影《林海雪原》有一句“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的暗号让人记忆深刻，与《林海雪原》相似，梧州地下工作者也有接头暗号。据张阳回忆，他与地下党员之间都是单线联系，不会随便碰头。一旦需要联络，他就会在家门口放置一支牙刷，以此作为是否安全的暗号。

    因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梧州的基础还比较薄弱，难以适应发展较快的革命形势，所以，当年才20岁出头的张阳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落实广西省城工委的决定，在梧州可靠的积极分子中进行考察、培养，先行布置革命任务，条件一旦成熟马上发展入党。此外，张阳还肩负着另一项“随时掉脑袋”的危险任务——策反国民党军警人员。

    张阳曾通过亲戚关系，以探望的名义，策反国民党团管区司令覃振元，劝说其认清形势，不要再为国民党卖命，如能起义投奔共产党，共产党一定会欢迎他，保证他的生命财产安全。覃振元心有所动，但顾虑重重。张阳事后回忆：策反虽未成功，但对覃振元触动很大。梧州解放时，覃振元没有与解放军对抗，也没有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

    为了掌握敌人内部情报，梧州城工委还安排人员打入敌人的心脏，一位是黄半文，一位是陈坚。陈坚潜伏在苍梧县伪县政府当民政科长，黄半文则在国民党的特务机构 ——苍梧县伪县政府当机要秘书。潜伏中，黄半文和陈坚两人通力合作，为梧州城工委获取了所有在梧的特务组织、专区政府等情况。

    梧州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彭志创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梧州地下党员对国民党是“ 派得进”、“ 拉得出”，反之，国民党对中共反渗入工作屡屡失败，几无建树。

    1949年11月，解放军逼近广西，广西省城工委向梧州城工委下达了重要指令：地下党组织积极争取地方武装势力的支持，策反国民党军官、政要，保护好梧州市。

    黄天泽是梧州洪帮首领，其胞弟是桂系军阀黄绍竑。由于黄天泽在梧州势力庞大，因此他也成为中共统战的重要对象。出乎意料的是，做统战工作的是黄振麟——黄天泽的女儿。1949年1月，广西省城工委根据中共香港分局指示，派20岁出头的黄振麟从香港回梧州从事革命活动。

    黄振麟究竟怎样向父亲亮明自己代表中共党员的身份，有不同的说法。但无论事情经过如何，中共确实通过黄振麟与黄天泽建立了直接联系。在女儿的穿针引线下，黄天泽下决心起义，接收广西省城工委两名特派员住进自己家中。从此，黄公馆成为梧州地下工作新据点。

    按照国民党反动派的法令，帮助共产党是要杀头的。彭志创说：“这一幕是很有戏剧性的。那时黄振麟经常在街上派发共产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警告梧州特务的信》，国民党反动派知道她是地下党员，但不敢抓她。黄天泽的势力太大了，军警特务不敢下手。”

    有了黄天泽的支持，地下党员得到了一支武装队伍，叫义勇警察队。义勇警察队由黄天泽直接指挥，由于黄天泽拥共，这支队伍实际上成了党的地下武工队。此后，梧州城工委以义勇警察队为基础，先后收编了粤桂船务行护航队、梧州市商行的商业武装大队等。除黄天泽之外，梧州城工委还策反了梧州警察局大中分局局长罗杰，成功收编了76名警察。

    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黄海和认为，中共地下党员作为“潜伏者”，在解放军入城之前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地下暗河，渗透到梧州城内的每一个角落，“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中共地下党的掌握之中”。

    不发一枪和平解放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广州后，于同年11月22日解放了西江南岸重镇广东都城，准备入桂作战。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军从湖南道县出发，连续解放了富川、钟山、贺县。

解放军兵临城下，国民党梧州当局决定实施逃离前的毁城计划——炸毁四厂、火烧三冲、破坏两校。四厂即火柴厂、炼油厂、松脂厂和水电厂，三冲即百花冲、冰泉冲、石鼓冲，两校指梧州师范学校和梧州高级中学。

为什么要烧毁四厂、三冲和两校？陈金源认为，四厂均有大量可燃物，烧一厂可烧数厂。三冲内木板房多，烧毁后居民受灾重，恢复生产生活困难，也令解放军入城后忙于救灾，无暇追击国民党军队。获知敌人的毁城计划后，梧州城工委紧急组成临时治安指挥部，统一指挥地下武工队在街头巡逻，在各个街口、商业街区设置木栅栏，开展“护城、护厂、护校”行动，武装保卫梧州。

 87岁的李培燊在梧州改革开放后曾担任梧州市常务副市长、梧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是梧州地下学联的重要成员。他在《山城水都往事》一书中回忆，1949年11月24日，水电厂护厂工人全厂搜查，在发电机机房暗角处找到两袋50公斤的炸药，及时清除。半夜，火柴厂火药库附一处地面星火闪动，一条导火索正向火药库燃去，护厂工人立即将其踩熄。同年11月25日早上，国民党反动当局一班人马到广西银行找行长，要求搬走金库财物。“他们找不到行长。”据李培燊回忆，梧州城工委早得到情报，当天早上约走了行长。

当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人意图抢夺财物时，已投共的罗杰与一群警察前来阻止，令国民党反动当局一班人马不得不离去。就这样，地处梧州的广西银行一大笔金银财宝未被掠走。

1949年11月25日下午6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119师从城北首先入梧州；与此同时，118师、120师乘坐战船从下关水路登岸入城。随后，解放军雄赳赳气昂昂进占伪专署、保安司令部，并鸣炮三声，宣布全城解放。城内一切公共建筑在解放军迅速挺进及员工英勇保护下，未遭匪军破坏。

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杜士勇认为，梧州能够和平解放，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