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都市报记者 赵洋 文并摄

藤县太平镇狮山风景区，是具有丹霞地貌特色的森林公园。狮山人杰地灵，1000多年前，狮山脚下一处小山村走出了一名北宋名人——契嵩。

契嵩的一生擅长文章，勤于修持，著作甚丰，影响巨大，与欧阳修、苏轼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名人多有交集，更以“一代孝僧”和“明教禅师”之名而为后人所敬仰。

在藤县太平镇狮山风景区内，当地已重建契嵩当年出家的寺庙宁风寺。

契嵩的出生地藤县太平镇龙窟村，就坐落在新建的宁风寺旁。 

北上游方成为灵隐寺主持

北宋时期，龙窟村属藤州谭津县宁风乡（今藤县太平镇管辖）。当时，这一带是汉族和南方少数民族的杂居之地。

1007年，龙窟村一户信佛的李姓人家添了一名男丁，起名李仲灵。当男孩7岁时，父亲不幸去世。父亲临终前叮嘱妻子钟氏，让有佛学秉性的李仲灵出家。于是，钟氏将李仲灵送至宁风寺当了一名小沙弥。

13岁时，李仲灵在东山寺剃度落发，第二年受戒，法号契嵩。出家后，契嵩严守戒律，精研佛学。参悟数年后，契嵩发现自己对佛学的理解难有寸进，便萌生了“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念头。

19岁那年，契嵩离开故乡，北上桂林，入湘水、下长江，远涉衡庐，访求明师。契嵩在湖南、江西一带弘法，历时16年。在游方中，契嵩认为必须精通儒学，才能学好佛学。在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的西山，契嵩借阅当地名士的藏书，诸子百家无所不读，为日后其儒佛一贯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学术基础。

有史籍将契嵩这段经历精辟地概括为：“下江湘，陟衡庐。首常戴观音之像，而诵其号，日十万声，于是世间经书章句，不学而能。”

35岁那年，契嵩来到了佛教的繁盛之地——浙江钱塘（今杭州），在灵隐寺住下，并成为了灵隐寺主持。撰写《辅教篇》宣传“儒佛一贯”思想当时，古文学家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排佛运动。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在撰写的《本论》中认为，佛教是外教，只有儒家的礼仪才是中国的治国之本。

契嵩不满排佛浪潮，对佛教前途深感担忧。他认为，讲经说法和唇舌争辩并不能达到息声止沸的目的，只有在理论上做出重大建树，方能对内统一僧众思想，对外抗衡排佛派。

于是，契嵩花费数年时间，先后写了《辅教篇》上篇的《原教》、中篇的《广原教》、下篇的《孝论》《坛经赞》和《真谛无圣论》，总字数为3万字，针对欧阳修《本论》中的观点一一予以批驳。

在《辅教篇》中，契嵩博引儒佛经典，力证佛教的“五戒十善”与儒家的“五常仁义”的思想实质是一样的，两者“异号而一体”。

在双方的论战中，佛家主张出家，远离父母，抛妻弃子，与儒家的纲常伦理发生了严重冲突，因而成为儒家学者批判的焦点和攻击的软肋。

在《孝经》中，契嵩充分肯定儒家主张的孝道，又竭力为佛家辩护。他以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故事为例，说明佛家的“孝”高于世俗的“孝”。

契嵩认为，释迦牟尼的父亲一直设法阻止儿子出家。最后，释迦牟尼还是想尽一切办法逃出家门，到处参访明师，探求人生真谛。在儒家思想看来，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但释迦牟尼出家修行是为了修成正果，以其德行令父母显尊扬名，一旦修成大道，人们会因为其子有大德，而“尊其父母，曰大圣人之父母也”，这才是真正的大孝。契嵩还指出，父亲亡故时，释迦牟尼亲自回来举丧，和儿子、堂弟一起负棺趋葬，这是孝还是不孝呢？

《辅教篇》一出现，便被“吴人模印”，很快在东南沿海一带流传开来。“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者，迹也。”这句契嵩的名言，当时曾广泛流传，人们深为其理论和古文功底折服，各地排佛之风也渐渐偃旗息鼓。 

藤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廖永基认为，契嵩的观点既统合了儒佛思想，也推动了佛学的世俗化，在当时闪耀着时代的思想火花。

获赐“明教大师”称号

欧阳修，北宋名臣，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其代表性作品《醉翁亭记》传唱千年，至今仍是语文课本内的名篇佳作。

契嵩与欧阳修之间的会面，成为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当时，经朝廷宰相韩琦介绍，朝廷参政（副宰相）欧阳修读了契嵩的著作。当时欧阳修以文章自任，认为出家人皆是平庸之辈，但读完契嵩的书后，欧阳修十分佩服，对韩琦说：“不意僧中有此郎也，黎明当一识。”

翌日早上，契嵩去拜访欧阳修，欧阳修热情地接见了他。两人一见如故，诸子百家，佛学经典，无所不谈。欧阳修觉得契嵩学识丰富，和他“与语终日，遂大称赏其学瞻道明，由是师之声德，益震寰宇”。

廖永基认为，契嵩当时的文章其实是针对欧阳修的，但欧阳修不但不恼火，反而大加赞赏，可见欧阳修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人。

见过契嵩后，欧阳修再也没写过反佛文章，两人由论敌转为朋友。据相关史料记载，晚年的欧阳修还自号“六一居士”。“居士”是指佛教对在家学佛人的统称。廖永基认为，这表明欧阳修已从早年的排佛派，逐步转变成学佛人，其中契嵩的影响是极大的。

契嵩其人其文，得到了民间的认可，也得到了北宋政府的承认。庆历年间，宋仁宗下诏，要求传法院将契嵩所著书《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论》和《辅教篇》等编入藏经，并赐契嵩“明教大师”的称号。

自此之后，契嵩所在的杭州灵隐寺闻名遐迩，海内外佛教信徒纷纷前来探求佛法，让灵隐寺成为了禅宗圣地。

存世文章仅剩30万字

契嵩的一生写了60多万字的文章，共100多卷。到南宋初，这些文章很多已散失了。南宋年间，怀悟禅师搜寻契嵩的著作，历时20多年，仅收集到文章总数的五成。

在宋代，宁风乡属藤州的镡津县。于是，怀悟禅师将其收集到的文稿整理编成《镡津文集》。如今，《镡津文集》《传法正宗记》和《传法正宗论》成为契嵩仅存的著作。

清朝乾隆年间，《镡津文集》被编入《四库全书》。其中《辅教编》曾被日本学者翻译成日文，并附注释及解说，收入《禅之语录》丛书内。

廖永基曾通读契嵩书籍。他介绍，契嵩擅写论文，对表、状、志、记、序跋、传记、评赞、书后、碑记等文体也是无一不精，其《镡津文集》内除《辅教篇》，还有40篇论文、6篇杂著与书状、23篇序文、7篇碑记铭表辞、12篇述题书赞传评，129首古律诗等，可见契嵩既是禅僧，还是文僧和诗僧，这在僧人中是少有的。远离故土的人，总会思念自己的家乡，这是人世间最美好的感情。作为游子，契嵩也独在异乡倍思亲，无奈千山万水隔断音。

廖永基介绍，从一些著作可推断出，晚年时的契嵩曾打算落叶归根，但在1052年，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率军攻占梧州，广西广东数年陷于战乱，令契嵩难归故土，内心极为痛苦。

在《孝经》中，契嵩表达了对父母的思念：“生我，父母也；育我，父母也，吾母又成我之道也。昊天罔极何以报其大德。”离开家乡数十年，自己时刻“欲南还坟垅，修法为父母之冥椿。”

在《送章表文秘书》一诗中，契嵩写到：“我家田园在南国，亦有溪山名武夷”。廖永基认为，诗歌将藤县太平狮山比作武夷山那般风景优美和出名，诗词背后隐藏着契嵩对家乡深深的眷恋之情。

（参考文献资料：《藤县县志》《镡津文集》《禅宗宗派源流》《灵隐寺大事年表》《欧阳文忠公集》《中国历代高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