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炳寰是香港商人。1949年以前，他曾是梧州淀粉厂的老板，后来到了香港定居，做柴炭生意成了大商家。罗炳寰是一个念旧的人，改革开放以后，看到广西邀请境外客商前来投资，加上考虑到自己有些亲戚朋友还在梧州生活，于是决定在梧州投资做生意。

当时六堡茶在境外市场比较畅销，一些香港茶叶加工商就在香港加工制作六堡茶抢占市场。那时，受到人工和租金成本等因素制约，很多香港茶叶加工商都选择在九龙一带的工业区地下室制作“陈茶”，许多香港人只知道“陈茶”而不知道六堡茶，六堡茶在香港市场都叫“陈茶”。罗炳寰知道梧州有很多闲置的防空洞，认为在防空洞加工陈化的茶叶会优于在地下室加工的茶叶，所以想在梧州设厂制茶。

因为梧州市航运公司当时与香港的业务往来比较密切，所以，在20年代80年代中期，罗炳寰找到了张子寿（时任梧州市航运公司总经理）洽谈在梧州设厂制茶的计划，希望张子寿帮助联系，以便回梧州考察防空洞的环境。张子寿很快选择了一批防空洞，然后邀请罗炳寰到梧州考察。罗炳寰考察以后，觉得投资环境很理想，于是与梧州市航运公司负责人商议利用航运公司位于平民冲山上的防空洞加工出口六堡茶。

为做好茶叶的加工，梧州市航运公司和罗炳寰合作建立了“梧州云山食品有限公司”，罗炳寰占六成股份，梧州市航运公司占四成股份。加工制作好的茶叶，我们计划出口运到香港，交由罗炳寰创办的“胜利行”（即香港胜利行出口有限公司）负责销售。

合作没多久，张子寿外调到香港工作，随后，陈仲来接任梧州市航运公司总经理。有一次，我到香港出差，工作之余，罗炳寰约我喝茶，商谈合作制茶事宜。我们谈得很投机，为此，罗炳寰拜托我多过问云山食品公司的茶叶加工事项。

由于罗炳寰一直有喝茶的习惯，而且他和梧州茶厂历任负责人都有交情，加之梧州六堡茶在境外比较有名气，因此罗炳寰决定将茶叶加工制作方向定位在六堡茶类茶叶。之后，他多次带技师到梧州茶厂参观学习，我每次都全程陪同，所以得以了解梧州茶厂生产六堡茶的工艺。之前，我从未接触过茶叶制作，在看了整个制茶流程，并品尝各种六堡茶之后，我对各种六堡茶产品的优劣之处有了一定了解，这对我协助罗炳寰建厂制茶起了很大作用。

起初，云山食品公司的厂址在梧州市航运公司位于平民冲山上的防空洞（现在梧州市第八中学附近），并新建约3000平方米的三层高厂房及仓库，顶层用于存放准备出口的成品六堡茶，第二层是包装车间，底层是茶叶发酵车间，经过发酵的茶叶就放在旁边的防空洞里陈化和存储。

云山茶厂旧厂房的防空洞入口  李勇供图

在我印象中，罗炳寰做事很认真，如果发现员工懈怠，他会严厉批评；如果知道员工工作踏实认真，他又舍得花重金奖励。罗炳寰对六堡茶的制作同样要求很严格。比如在发酵阶段，我们把茶叶用麻包袋装好后堆在发酵池里，大约3天就要翻堆一次，要保持发酵温度为50多摄氏度。当时为了确保发酵温度准确，我们要把一支温度计插在发酵的茶叶堆里测温。待六堡茶发酵完成，我们又要打开麻包袋将茶叶另外装入新的袋子，再将打包好的茶叶搬入防空洞陈化。最后，我们还要每个星期进行一次“翻包”，即把放在最底层的茶包搬出来放到顶层。在制茶的整个过程中，我们要花费很多功夫，使用很多劳力。这些劳力都是我们在梧州郊区聘请的农民，每个农民每次制茶时都可以获得1000多元的报酬。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个工资水平在梧州是比较高的，因此许多农民都安心地在云山食品公司里制茶。有的农民干脆住在厂里，方便管理仓库。

生产车间创办之初，我看到有工人在加工茶叶时赤脚踩在茶叶堆上淋水发酵茶叶。由于四处走动，他们的脚上会沾上很多杂物，尤其是雨天，他们从室外还会带来泥水。我认为这很不卫生，于是要求工人们翻堆茶叶时必须穿上干净的水鞋，并在发酵池上方架设桥板，这样，工人们就可以站在桥板上给茶叶堆淋水，从而避免直接踩踏茶包，确保茶叶加工的卫生洁净。对此，罗炳寰大加赞赏。后来，因为梧州市开展地质灾害整治，“云山公司”搬迁到了钱鉴，生产规模变小，但在生产管理上一直保持严格要求。

由于内地原料供应量难保证，加上罗炳寰是香港商人，受当时的政策限制，如果他在内地购买原料加工茶叶，不能享受退税优惠，因此，经过考虑，罗炳寰最后选择从越南进口茶叶原料。越南的贺江和我国云南西双版纳相邻，那里出产的茶叶很有名，产量很大，而且价格便宜。于是，“云山公司”的茶叶原料就从贺江附近购买，然后打包经深圳口岸用船沿着西江运来梧州，以香港产品“来料加工”的形式交由“云山公司”加工。这些从越南收购回来的毛茶属于粗枝大叶的大叶种茶叶，又被叫做“大叶青”。当时，罗炳寰每年从越南进口四五百吨毛茶，其中有一部分是帮梧州本地茶企买的，因为当时梧州的六堡茶毛料紧缺，其余的毛料就用于“云山公司”加工茶叶。另外，当时梧州茶厂的生产订单不足，茶厂的领导和罗炳寰相熟，于是，“云山公司”也与梧州茶厂合作加工了部分茶叶。那时候，因为国家对于来料加工管理很严格，运进来多少毛料，就要生产加工出口多少成品茶，多一斤或少一斤都不行，查出来都会被惩处，所以我们加工制作六堡茶时都很仔细，不敢掉以轻心。

云山茶厂内的成品仓库  李勇供图

我记得从1991年开始，罗炳寰每年在梧州加工制作后出口香港的茶叶都是三四百吨。“云山公司”在早期制作茶叶的时候，遇到了不少问题。比如，按照海关当时的规定，要求来料加工的货品只能在中国内地停留半年，但半年时间对于六堡茶类茶叶的制作而言实在太短了，发酵陈化时间明显不足。于是，我们改进了防空洞的环境，使其能够加速茶叶后期发酵陈化速度。

以前，我在帮助管理云山食品公司时，每一批茶叶的制作都会做好相应记录，包括采购时间、重量、发酵时间等都要标写清楚。一般而言，制好的茶叶放入干仓三个月后，就可以出口香港。同时，我也会将记录的情况及时与在香港生活的罗炳寰沟通。“云山公司”投产以后，罗炳寰每年只回梧州几次，但通过及时的沟通交流，他对于“云山公司”的经营情况了如指掌，这也方便他谋划公司在香港茶叶市场的布局。

另外，由于双方是合作伙伴，“云山公司”加工的六堡茶当时全部通过梧州市航运公司的船舶外运到香港，到达香港后，再由“胜利行”接收。然后，“胜利行”会将茶叶交由茶叶经纪推销到香港各大茶楼酒楼。罗炳寰会按照茶叶销售的重量提成相应佣金，奖励给参与推销的经纪人，由此，他在香港的茶叶生意越做越大。考虑到市场竞争和商标名称等因素，“云山公司”制作的茶叶在香港销售时，以茶的工艺性质命名为“原旧茶”（传统堆闷发酵茶）和“陈茶”（冷水发酵茶）。六堡茶有一道工序是要经过锅炉蒸压，而“云山公司”加工的茶叶是没有经过这道工序的，这些茶叶在香港销售时使用的牌子叫做“双棱”。

一直以来，“云山公司”在梧州加工的茶叶出口量每年都保持在几百吨。后来，我因为本职工作太忙了，难以兼顾“云山公司”的管理，就向罗炳寰推荐了其他的年轻人。在这之后，李勇又负责起云山食品公司的日常管理。

十多年前，罗炳寰去世，我们和他的合作逐渐收缩，他的茶叶生意由其女儿罗降玲负责。从那以后到现在，“云山公司”在梧州加工好的茶叶仍然用集装箱货船在李家庄码头装船沿西江运去香港，交由“胜利行”经销。不过，罗炳寰去世后，“云山公司”的茶叶出口量慢慢下降。我听说，由于各种原因，如今罗降玲也准备淡出茶叶经销领域了。

我认识罗炳寰，他原来是梧州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去了香港，后来在香港把生意做大，成了大商家。改革开放以后，他成为广西的政协委员。20世纪80年代后期，广西大力招商引资，于是邀请他回广西投资。

罗炳寰回到梧州考察，当时梧州有很多闲置的防空洞，他对此很感兴趣，想利用这些防空洞做发酵茶。最后，他找到梧州市航运公司，与他们合作成立了“云山公司”，加工制作茶叶。

图为20世纪80年代初梧州茶厂拍摄的六堡茶宣传照片。 侯兆海供图

我记得，罗炳寰开办的“云山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制茶。当时由市里安排，他还到梧州茶厂参观学习了好几次。后来，我也到他的厂里看过，他的工厂的制茶工艺和我们厂使用的工艺差不多。不过，罗炳寰那家茶厂使用的毛茶原料都是从越南进口的，是大叶茶。虽然我不知道“云山公司”当时进口毛茶的具体数量，但估计一定不在少数。那时候是六堡茶产业的低潮时期，梧州茶厂的订单量不足，厂里也曾经和“云山公司”合作加工茶叶。

不过，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再听到罗炳寰的消息了。

罗炳寰先生是香港“胜利行”的老板，早期曾经营梧州到香港的柴炭和木材生意，改革开放后，他曾是广西的政协委员。

20世纪80年代，罗炳寰先生回到梧州，与以前的朋友合作加工制作六堡茶。在梧州加工好的茶叶，委托梧州市航运公司（由梧州市航运局演变而来）运到香港，由“胜利行”进行销售，这些茶叶在香港销路不错。1990年，“胜利行”发起成立桂航联合有限公司，为的是扩大茶叶加工经营业务，桂江船务公司和梧州市航运公司是经营船运业务的，自然也成了合作伙伴。

之前梧州市有很多闲置的防空洞，我们就把这些防空洞利用起来制作陈化茶叶。当时，我们聘请的制茶师傅是梧州茶企退休的制作六堡茶的师傅，因此，我们使用的是类似六堡茶的加工方法，做出来的茶也近似六堡茶，但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毛茶是“胜利行”从越南购进经由香港转运到梧州的，茶叶的加工生产也以来料加工的方式开展，这些都有别于梧州的六堡茶。为避免对梧州传统的六堡茶出口造成影响，当时，我们加工后再出口的茶叶叫做“陈茶”。这种茶叶到了香港市场，主要通过经纪供应酒楼。

1993年以前，梧州市航运公司在香港的船舶业务都由桂江船务公司代理，所以，“胜利行”运到香港的茶叶全部由桂江船务公司负责办理，包括原料茶和成品茶在香港的一切转运事务。1993年以后，梧州市航运公司在香港成立了梧港船务公司，在梧州加工制作的茶叶有部分转由梧港公司代办到香港事务。这一年，桂江船务公司也在梧州成立了“顺景港澳船务公司”，经营梧州到香港的航线。所以，这一时期顺景港澳船务公司和梧航公司的船都参与了“胜利行”在梧州加工的茶叶的运输。后来，顺景港澳船务公司开了定期航班，每个月都有各地的茶叶从梧州口岸运到香港，少则二三十吨，多则四五十吨，有时甚至达到六七十吨，其中三分之一左右是“胜利行”来料加工后返运回香港的“陈茶”。此后几年里，“陈茶”每年的加工出口量都在两百和三百吨之间，最高峰的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最多的一年，顺景公司运输出口的“胜利行”茶叶运输量超过400吨。进入新千年以后，以来料加工形式进行这种“陈茶”加工的数量慢慢减少。

刚开始合作制茶的时候，由于梧州自身的毛料茶不足，我们曾在云南收购茶叶毛料，但是随着普洱茶的产量上去以后，云南的毛料也不能满足当地的生产需求了，我们只好去越南河江购买茶叶毛料。但是，没过多久，河江方面的毛料也开始供不应求。幸亏罗炳寰先生有相对稳定的进货渠道，这让我们后来的“陈茶”加工很长一段时间得以使用越南进口的毛料。

香港的消费者大多将黑茶叫做“普洱”，再加上我们制作“陈茶”的毛料很多是越南的大叶种茶叶，茶叶的品种及种植环境和普洱茶的毛料相似，尽管我们所用制茶工艺和六堡茶制作工艺相似，但这些“陈茶”返销香港的时候还是被大众当作“普洱”。

从十多年前开始，受经济环境和消费市场变化等各种因素影响，传统的茶叶在香港的消费量渐渐减少，当然也包括六堡茶和“陈茶”。由于运输方式的改变，慢慢地也没有六堡茶由梧州到香港的船运业务了。

罗炳寰是广西的政协委员，他与德信行（香港德信行有限公司）的关系非同一般。此前，罗炳寰在梧州经营淀粉厂，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实施公私合营，当时中国内地的淀粉出口都由德信行代理，罗炳寰和德信行的老领导们都很熟悉。

我听德信行的人说，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罗炳寰因为出身问题，个人境况不太好，他的淀粉厂也面临破产。1957年，经德信行担保，罗炳寰从梧州来到香港。罗炳寰到香港后经营柴炭生意，生意越做越大，他依旧不断寄钱回梧州，妥善处理原来遗留的梧州淀粉厂职工的工资问题，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讲诚信的人。

“文革”开始后，罗炳寰和德信行的关系慢慢疏远了。因为罗炳寰经营“胜利行”，在“天生行”又是大股东，当时“胜利行”和“天生行”都从台湾大量进口“三合板”到香港销售，和德信行在业务上存在冲突。而且，德信行是中国政府在香港的派出机构，当时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比较紧张，因此罗炳寰和我们的来往就少了。

林圣光(右)在忆述当年与罗炳寰的交往故事。 苏爱清摄

我1971年到德信行工作，与罗炳寰的私交不错。1993年，我离开德信行到了利安茶庄（香港利安茶庄有限公司）当董事经理。当时，罗炳寰在梧州办厂制作“越南茶”运来香港销售，利安茶庄也从他的“胜利行”大量购进这种茶叶。有一次，利安茶庄因资金周转问题，超过约定日期一天还付不了货款。罗炳寰从茶叶经纪口中得知我在利安茶庄任职后，就叮嘱员工不用再追讨这笔货款。虽然如此，利安茶庄资金周转过来后，还是立即归还了这笔货款。

在这之后，利安茶庄一直从“胜利行”购买罗炳寰投资生产的茶叶。不过，随着罗炳寰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们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前些年，我偶然听朋友说起罗炳寰去世了，觉得很可惜。

不过，我听说罗炳寰的女儿接管了“胜利行”，继续经营罗炳寰在梧州投资的“云山食品公司”，他的儿子则接管经营了他的“三合板”生意。“利安”因为不再经销六堡茶类茶叶，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不在“胜利行”买茶了，也不知道如今的“胜利行”是否还卖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