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难时刻，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梧州也成为广西抗日救亡运动最活跃的城市。中共梧州党组织以及梧州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出版报刊，大力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如宵征社出版《宵征月刊》，中共苍梧县委创办《战报》，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除此之外，还有一份出版物也受到市民的关注，那就是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机关刊物《民族战线》。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创建于1935年7月25日，由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原十九路军将领在香港建立。李济深任主席兼组织部长，积极宣传抗战。

宣侠父曾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看到校长蒋介石破坏以党治军的制度而坚决抗议，被蒋介石开除出黄埔军校。此后，他一直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

抗战爆发后，宣侠父受党派遣，多方奔走联络，促成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联合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浴血抗击日寇。

1935年4月至5月间，中共中央派宣侠父到香港做统战工作，任中共华南工委书记。宣侠父根据党的指示，争取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成立民族革命同盟，并通过他们推动两广地方势力联共抗日反蒋，打开南方抗战局面。宣侠父化名宣古渔，在香港进行半公开的抗日活动。他和当时在香港的共产党员梅龚彬、陈希周等，分别找李济深、陈济棠、蒋光鼐、蔡廷锴等了解情况，讲明形势，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李济深与宣侠父在黄埔军校有“师生之谊”。宣侠父便主动“上门认师”，李济深见其态度真诚恳切，便请宣侠父协助自己筹建民族革命同盟。宣侠父还担任李济深的秘书，代他写文章。宣侠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影响，通过同盟与国民党内的各种反蒋地方势力进行广泛联系，孤立蒋介石，扩大抗日统一阵线。两广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风起云涌。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机关刊物《民族战线》月刊，由梅龚彬主编，大力宣传中共抗日救亡和抗日统战的方针策略，多次刊发国民党民主派李济深以及十九路军抗日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等撰写的主张联合抗日的文章、通电。宣侠父也为《民族战线》和其他报刊撰写文章，宣传中共反蒋抗日的主张。

1936年6月，两广地方势力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提出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邀请民族革命同盟参加。同盟派出以李济深为团长的五十多人组成的代表团，以蔡廷锴、宣侠父为主要成员，奔赴南宁。他们主要是支持桂系反蒋抗日，致力于恢复十九路军、建立抗日武装和组织领导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李济深将宣侠父推荐给李宗仁、白崇禧，李、白遂委任他为广西绥靖公署上校参议。宣侠父以这个身份在李、白面前活动，鼓励他们以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十九路军留广西干部团为基础，重建新军。李、白同意建立新的十九路军，并委翁照垣任军长，宣侠父任政治部主任。新十九路军先组建六十一师，丘少琛任师长，宣侠父兼师参谋长。

两广“六一事变”发生后，中央派云广英以代表身份到广西工作。云广英从陕北动身时，周恩来亲自向他交代任务，周恩来当时没有向云透露宣侠父的党员身份。云广英到南宁后，宣侠父向他详细叙述了“六一事变”的经过，并介绍云广英与李济深进行会谈。李济深表示衷心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亲笔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托云广英带回陕北。

“六一事变”结束后，李济深回到故乡梧州。1936年9月，宣侠父也来到梧州市，任民族革命同盟广西省委常委，领导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当时，宣侠父的党组织关系在中央特科，为特科所派遣，他经常与中央特科的谢和赓联系，并与广西、梧州的地方党组织也有联系。宣侠父在李济深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梧州市委，宣侠父任主任委员，金城任组织部长，胡大愚任宣传部部长，办公地点在同园。1936年冬，由同盟梧州市委和广西大学学生会共同组织发起召开了3000人的大会，声讨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要求政府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对日作战，收复失地。会后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

1936年12月，中共党员宣侠父和胡兰畦聚集苍梧大坡李济深旧居，商议联合抗日力量，响应中共中央统一战线的号召，走逼蒋抗日的道路。此时收到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李济深命令副官赶到梧州市内向行政当局打听消息，宣侠父、胡兰畦和李济深一起连夜分析这个事件发生后的趋势。

李济深、宣侠父反复商议，一定要促成抗日统一战线，制止南京方面轰炸西安。李济深又致电西安张学良，一定要保护蒋介石的安全，以达到一致抗战的目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证明李济深、宣侠父在西安事变处理的态度上与中共中央的决策方针是一致或相近的。他们两人政治上的精明和远见卓识，令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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