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州市博物馆收藏的冯玉祥赠送给李济深的隶书条屏之一。 （梧州市中华文化促进会供图）
梧州市博物馆收藏的冯玉祥隶书条屏为纸本，纵150厘米，横41厘米，隶书，三条屏，原应该为四条屏，现缺第三屏。所书内容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上款为“任潮先生我兄正字”，落款为“冯玉祥、二八、八、一三”下钤白文方印“冯玉祥”，朱文方印“焕章”，左下为李济深名印。该隶书条屏原为李济深先生藏品，于1985年由梧州市人民政府移交梧州市博物馆收藏。
冯玉祥隶书条屏具体时间
根据此隶书条屏的落款“冯玉祥、二八、八、一三”可知，条屏的日期可能是公元1928年8月13日，抑或是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十三日（即公元1939年8月13日）。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冯玉祥日常生活、工作中在书法、绘画、信件等方面关于时间的落款习惯一般有以下两种：
一是如果表示中华民国纪年，其落款一般是在名字或称呼后，省略掉“民国”二字，直接写时间“XX、XX、XX”。如书法作品有“救民安有息肩日，抗日方为绝顶人。冯玉祥、二六、四、一五”；在1939年2月13日写给其儿子洪国的信，落款为“父、二八、二、十三”。
二是如果表示公元纪年，则是在名字或称呼后，直接写时间“一九XX、XX、XX”，如1948年其绘画作品小鸡图，落款为“冯玉祥、一九四八、七、七、牛约”。由此可推测，梧州市博物馆所藏的冯玉祥隶书条屏时间应当为1939年8月13日。
李济深与冯玉祥的交集
李济深（1885年—1959年），原名李济琛，字任潮，为广西梧州人，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领导人之一，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等斗争，组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等，毕生致力于中华民族振兴事业，为新中国成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59年10月9日在北京病逝。
李济深先生一生经历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伟大变革时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政治思想都有所不同。在抗战时期，李济深的政治思想主要为加强与中共合作，联合各方力量共同抗战，坚持抗日统一战线、抗战到底。1939年，李济深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被派往重庆负责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工作。在此期间，李济深利用各种途径积极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宣传团结抗战等思想。
冯玉祥（1882年—1948年），原名冯基善，字焕章，祖籍安徽，生于河北沧州。冯玉祥是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爱国将领，有着“布衣将军”的称号。其先后参加过滦州起义、发动北京政变、参加北伐战争、组织察哈尔抗日等。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在从美国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途中因轮船失火遇难。
冯玉祥的一生同样也经历了从清政府统治到解放战争等历史时期，其政治思想复杂多变。1939年，冯玉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来到重庆，辗转大后方各地，巡视部队、督查军务，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等。在重庆期间，他在日常生活中将大量的时间用于学习、读书、写字、绘画等，其书法作品、题字等也多与团结合作、抗日救国有关，如“收复失地，还我河山”“为民族解放而抗倭”等，都是冯玉祥强烈抗日爱国精神的凸显，也反映出1939年其政治立场同样是联合一切力量抗日救国。
1939年，中国抗战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冯玉祥和李济深都主要在重庆工作，两人都主张团结合作、抗日救国的政治立场，交往也十分密切。仅在《冯玉祥日记》（第五册）的记载中，1939年期间，李济深与冯玉祥的来往就多达28次，其中包括见面会谈、互相邀请吃饭、共同出席有关宴请、会议；冯玉祥还赠送李济深糖果、生铁、西瓜、书法作品《出师表》，帮忙写李济深父亲的碑文等。
由此可见，1939年期间，冯玉祥和李济深的政治立场一致，感情十分深厚。再结合其日常写作等落款习惯，该隶书条屏应该就是1939年8月13日赠送给李济深的。但《冯玉祥日记》等材料中，都没有1939年8月13日关于创作此隶书条屏和赠予李济深先生的相关记载。
根据《冯玉祥日记》（第五册）等史料，冯玉祥有帮人题字，送人书法、绘画、书籍、物品等习惯和相关记载，但日记也存在某日缺失的情况。他在日常中也并不是事无巨细地将每日做的每一件事都记录在日记，没有记载可能是忘记了，或者是本人不想在日记中提及，抑或是其他原因不方便提及。这或许就是冯玉祥在日记中没有关于赠送李济深该隶书条屏记载的原因。
隶书条屏传达出爱国情怀
冯玉祥先生一生爱好读书、写字、绘画等，书法最令人称道的是隶书。此隶书条屏所书内容出自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礼记》中的“礼运”篇，寄托了古代人民对美好、安定的大同社会无限向往。1939年，中华大地正遭受日寇入侵，人民流离失所。此条屏所书内容，间接表达出冯玉祥希望能够抗日救国，收复河山，人民过上太平生活的情感。
冯玉祥隶书条屏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是李济深与冯玉祥深厚感情的见证，对于研究冯玉祥的政治思想之演变，以及其与李济深之间的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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