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父陈良佐是个爱国民主人士，思想倾向进步，拥护共产党，同情劳苦大众，赞成国共合作，拥护祖国统一，赏识进步青年人的开明民主措施，支持和掩护他们进行工作心照而不宣。

在安徽、广西任民政厅厅长期间，先父先后任用一批中共地下党员、进步人士从政。

1944年冬，中共党员狄超白带着上级的指示由重庆经百色前往苍梧县大坡山找李济深联系并协助开展工作。据悉，狄超白是章乃器的学生，曾在安徽立煌工作，同先父陈良佐原是相识的，因而在百色会晤后，先父曾写信一封交狄超白，使有所持，并要沿途各县适当接待、照顾，帮助狄超白顺利完成上级所赋使命。

狄超白在百色逗留时，亦曾将部分进步报纸、刊物赠送先父阅读，帮助先父提高对形势的认识。

（二）

1944年，桂林沦陷后，很多文化界人士如陈劭先、梁漱溟、千家驹等均先后撤退到昭平以避日寇，因机关疏散而无法进行日常工作，致使不少文化界人士生活困难。当时，陈学人由昭平赴百色向李任仁、陈良佐汇报，并建议给予困难救济。

其时，先父陈良佐任广西省政府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兼任省赈济会主任，权责所在，对此事甚为重视与同情，随即电令昭平县政府拨款，作为救济部分文化界人士的生活费用，以解燃眉之急。对帮助生活暂时困难的部分文化界人士来说，也算尽了一点微力。

（三）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先父特意保荐陈学人任宾阳县长，因为陈学人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可以在任期做农业改造、水利建设造福家乡父老。而陈学人则认为，战后动乱之余，工作不好开展，又怕得罪权贵，因此迟迟不愿赴任。先父陈良佐为了此事，曾多次催促，导以利害，力促成行，并对陈学人说：“廉则爱民，你思想进步，年轻有为，可以一显身手。”陈学人与先父交往甚深，又是我舅父卢德明的同学，公情私谊，不忍拂父意，于是接任。

果然，陈学人主政宾阳期间，廉洁爱民，同情群众疾苦，采取进步措施，各方面工作都有所建树，深为家乡父老爱戴。直至今日，偶与家乡年老而有识之士谈及陈学人主政宾阳之往事，尚且记忆犹新，评价甚高。

1947年，先父因势薄而辞去民政厅厅长职务后，陈学人亦随之挂冠而去。陈学人思想进步，做了不少有益于革命的工作，为政敌所不容。先父又得悉顽固派密谋逮捕迫害之事，及时劝告陈学人不宜久留。陈学人也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避免遭到暗算，以探亲为名，离桂乘飞机直飞南京折返浙江省亲。

（四）

新中国成立前夕，父亲在被扣禁中脱险抵香港隐居，我和姐姐凤萍先后赴港，一为探望父亲足疾，二则拟在港定居或出国读书，当时，我们是有条件留在香港的。但父亲对我们的想法很不赞成，认为他本人迟早都要返回大陆参加革命工作，子女更不应滞留。由于父亲的反对、教育和影响，我和姐姐都先后返回广州。

广州解放后，父亲曾接叶剑英信函邀请，萧劲光派人赴港约会，促请父亲回国。父亲因对国民党反动派及新桂系扣禁迫害、反复无常的痛恨，于1949年11月偕眷返穗，并于1950年初随同张云逸返桂参加革命工作，给子女作出了榜样。解放后，大哥陈天成在梧州参加法院工作，姐姐凤萍就读中山医学院，妹妹玉莲就读南方大学，我于1950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家人参加革命工作而无一人留居国外，这和父亲的教育、影响分不开。

（本文作者为陈良佐先生第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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