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大家都在为身边的小朋友庆祝节日时，另一些尚未得到社会过多关注的孩子，仍然挣扎在不为人知的角落。他们本应度过最无忧的童年，却因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失踪、服刑、重病等原因而无人抚养。在官方定义中，他们被称为事实孤儿。

    事实孤儿并非孤儿，却形似孤儿。由于救助政策缺失，他们中许多人的境遇甚至不如孤儿。他们是散落在社会各个角落的边缘群体，生活艰难，亟须关爱。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本报记者走访了多名事实孤儿，试图探寻他们正在面临的各种生存难题。

    采写：西江都市报记者 黄颖盈

    妈妈，我想为您唱首歌

    “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哗啦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啦，云在哭泣……”这是十七年前的华语流行歌曲《找自己》，歌手合着轻松欢快的吉他和弦，哼唱着许多生活的无奈。现于藤县一所镇小学中就读五年级的玲玲，偶然在电视里听到了这首歌，一下子就迷上了，“虽然我还不会唱，但是我很喜欢听，经常听。”在与记者的交谈中，玲玲虽然多是礼貌地浅浅一笑，但终于在谈到音乐爱好这个话题时打开了话匣子。

    玲玲不但是学校鼓号队里的一名小鼓手，每逢学校里有文艺演出，她还会代表班级表演歌唱。不过，在大家面前表演似乎未能“满足”，玲玲最大的心愿是能够唱歌给自己的妈妈听，为此她还专门为妈妈写了一首歌。“内容要暂时保密。只有坐在教室里我才能想起歌词。”她甜甜地笑着说。

    然而，小女孩这样一个美丽的梦想背后，却藏着一个残酷的事实：玲玲的父亲因意外去世，早早地离开了她。母亲本应是她在这世上最亲的人，却在十年前不辞而别。那时候，玲玲还只是一个三两岁的孩童。从此，小女孩只能跟着爷爷奶奶在村里生活，后来因为升小学，爷爷奶奶又带着她来到镇上投靠叔叔姑姑。

    寄人篱下的生活难免有些说不出的苦处。玲玲的爷爷告诉记者说，等玲玲顺利升上中学，就会安排她在学校寄宿，两老也会回到村里的老家。提起他曾经的媳妇，老翁面露不悦，称：“没啥可说的，就连孩子给她打电话，她都老是不接。”而后，老翁又决绝地补充道，他不想去理解玲玲妈妈的难处，“我也理解不了！”

    老翁回忆说，2014年的一天，平日里安静懂事的玲玲突然提出要去找妈妈，“此前，从来不知道孩子有这种想法。”出于对玲玲的尊重，也可能是为了让孩子死心，老翁很快就带着玲玲从藤县出发，在中午前赶到了玲玲母亲在广东的乡下老家。

    “见面以后，她只允许玲玲喊她一声‘妈妈’，别的啥都没说，连午饭都没留在她家吃，我看见这样的情形立马就拉着玲玲走了。”老翁说，此后玲玲就再也没跟他提起过“找妈妈”这事了。

    尽管如此，玲玲对妈妈的思念似乎一直没有停止，所以才会有了“为妈妈唱歌、写歌”这样的想法。不过，这个愿望就像一颗种子，或许会发芽，又或许会在现实的无奈中“一蹶不振”。

    “大手”牵小手，坚强往前走

    大飞与小丽是万秀区旺甫镇一村落里的一对兄妹，哥哥大飞现就读小学五年级，而妹妹小丽则是三年级学生。兄妹俩上学的路上有一条必经的石桥，高十多米且有点窄，最多只能同时通行三个成年人，桥面两旁没有护栏，底下是匆匆流淌的河水。他们的爷爷说，每次过桥的时候，大飞都会紧紧地拉住小丽的手。一双不大的“大手”牵着一双纤细的小手，在父亲去世，母亲改嫁之后，兄妹俩便彼此相伴相依。

    在兄妹俩很小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在大飞四五岁的时候改嫁他人。从那时起，兄妹俩就与爷爷奶奶一起在村里生活，如今奶奶也去世了，家里就只剩三个人了。

    爷爷回忆道，虽然大家很少主动谈起孩子母亲，但媳妇总算孝顺，早些年不时回家探望，也时常打电话来问候两老和孩子的生活情况，偶尔还会给些生活补贴。“她曾和我说过，当初如果不是因为放心不下俩孩子，她就不会改嫁邻村，而是回桂林老家了。”老人说。

    不过，自家自有自家事，加上得知老人在中风以后身体状况变差却又帮不上忙，两家的来往变得越来越少。可尽管如此，孩子还是能够通过电话联系上自己的母亲，老人也多少能谅解。

    在老人的眼里，虽然日子穷苦，但兄妹俩从小感情就很好，小丽很依赖、信任大飞，大飞也懂得照顾和保护妹妹。“他们都是很懂事的孩子，大飞现在还学会做饭给我吃呢。”老人说，自己今年已经七十四岁了，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兄妹两人能好好学习，而且健健康康的。

    面对记者的来访，大飞不太愿意吐露心里话，不时露出调皮的微笑“打哈哈”。虽然他嘴上说自己不想妈妈，却对四年前妈妈曾着带他搭车回桂林老家的事情记忆犹新。至于那是一次怎样的旅途，有着怎样的回忆，大飞始终秘而不宣。靠坐在哥哥身旁的小丽，视线则始终停留在哥哥身上，每当大飞轻轻地推她一把或对她眼神示意一下，她才会稍稍“搭理”记者一下。

    在学校里，大飞是一个较同龄人安静的孩子。“他从来不会在教室或走廊与同学追逐打闹，甚至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也不会主动告诉老师。”大飞的校长兼数学老师说，大飞不爱跟同学或者老师分享自己的心事，也很少参与到集体中一起做游戏，只是偶尔围观跟着笑。

    虽然大飞不说不提，但从作业的情况能反映出他的情绪波动。“每当他书写潦草，计算有很多差错时，我就猜他在想事情。”校长说，每每这个时候，他都会主动与大飞交谈，“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帮助他慢慢地敞开心扉、打开心结。”

    哥哥弟弟，这么近那么远

    大张与小张的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在小张未足一岁的时候就回到了娘家，不久后便改嫁。因为遭到父方亲人的反对，母亲终究没能带上两兄弟一起生活。这些年来，两兄弟一直跟着爷爷奶奶，与其他叔伯一起住在藤县一村内的老家。虽然兄弟俩是彼此最亲近的家人，但苦于缺乏恰当的沟通交流方式，以至于去年年末爷爷去世时，两人都未曾在对方面前袒露悲伤、相互安慰。

    升上初中后，14岁的大张要到藤县镇上的学校上学，12岁的小张仍留在村里念小学，两人每周见面的时间缩短在了周末。在此之前，十几年来兄弟俩同住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同睡一张双人床，朝夕相处。

    尽管好不容易盼来了相聚的周末，兄弟两人在碰面时却显得不大亲密。与记者的交谈中，小张话语稀疏。可当记者提到他们的妈妈时，外表平静的小张却忽然情绪激动地落泪了，哽咽地说：“我还是想与妈妈、哥哥三人一起生活。”显然，在“相依为命”的哥哥外出求学后，小张更为孤寂了。他从来没试过与哥哥分隔这么远、这么久，哥哥去镇上寄宿以后，他经常在老家想念哥哥。在小张的心目中，哥哥既像爸爸，又像妈妈，是他最信任的人。不过，小张说自己有时却会不自觉地“害怕”哥哥，因为他并不知道哥哥沉默的时候在想些什么，他很渴望了解哥哥多一点、为哥哥分担多一点。

    其实，大张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在待人接物方面更是懂得体谅与宽容。2015年冬季，大张放在宿舍里的衣服不见了，尽管有些难过，但相比起“偷窃”，大张更愿意相信这是一场没有恶意的玩笑。还曾有社会热心人向他慷慨捐助1000元，他却只收下了300元，委婉地告诉热心人说300元暂时足够了。平日里，大张还喜欢阅读，他说读书可以让人心胸变得开阔，最喜欢的故事人物是《三国演义》里的刘备，因为“他人很好”。他希望弟弟以后也能做一个好人，“千万别学坏”。

    大张说话时会偶尔蹙眉头，似乎心事重重。弟弟想念哥哥，而作为哥哥，大张何尝不时时担心着弟弟是否能在家中照顾好自己。在学校里，大张总是记挂着老家的弟弟，不过因为缺乏通讯工具，也只能想想而已。他很希望日后两人各自在异地求学时，这种情况能改善，能与弟弟经常联系。然而，外出求学谈何容易，学杂费、伙食费等现实问题也困扰着他。至于兄弟俩能否与母亲过上重聚的日子，他表示正因为懂得母亲也有自己的难处，所以学会了尽量克制自己不去奢望。

    这些“成长的烦恼”，大张说他会与同龄朋友讨论，却甚少与弟弟谈起，“他还太小，还未到时机”。可从记者处获悉小张的想法以后，大张愕然了。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蹙着眉头说，暂时还没能想到如何才能改进关心弟弟、与弟弟沟通的方式与技巧，更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可能，大张也想学习与亲人相处的方法，却苦于家中没有可以借鉴学习的“范本”。

    事实孤儿期待走出阴霾

    西江都市报记者 杨珊/文

    第一次见到小非和亭亭时，梧州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黄超亮的心仿佛被紧紧揪住。昏暗的房间里，坐着一个年迈的老人和两个一直低着头的孩子。面对陌生人的来访，两个孩子的眼中透出一丝恐惧。 “小非和亭亭的爸爸早些年去世了，妈妈离家出走一直都没回来，两个孩子现在跟着爷爷生活。”黄超亮说，小非和亭亭两兄妹，是典型的事实孤儿。根据梧州市民政局2015年8月的统计数据，这样的孩子在整个梧州有接近2500名。现在，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哥哥到镇上读书的时候，篮球就变成了小士最好的“玩伴”。

    生活之困——并不是每天都能吃上肉

    5月27日正值星期五，下午一放学，在藤县一个小镇上读初中的小木往书包里塞了几本书，就匆匆往自家所在的村子赶去。和其他神情悠闲的学生不同，小木需尽快回家给奶奶和弟弟做饭。小木今年15岁，随着父亲和爷爷的相继去世以及母亲的改嫁，作为哥哥的小木突然成了家里的“大人”，他不得不试着挑起家庭的重担。小木的家是一个用青砖搭建的老平房，里面的家具是从爷爷那辈留下来的。平时，小木与12岁的弟弟小士同住一个房间，那里墙面斑驳，只有一张小床和两张桌子。其中一张稍大的桌子上，放着一副保存得很好的象棋——那是小木屈指可数的玩具之一。

    年迈的奶奶身体并不好，大部分的家务活自然落在兄弟俩头上。一点清油下锅，倒入自己种的青菜，炒熟后配上米饭，就成了三人最普通的一顿晚餐。“还是能吃上肉的，就是少一点。”兄弟俩现在都在长身体，喜欢吃肉，但是为了省钱，两人都不会主动提出要求。

    “他们妈妈自己也困难，没给过这边什么钱，现在他们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低保的400元钱，叔伯和婶婶有时也会给一点。”说起破碎的家庭，兄弟俩的奶奶湿了眼眶，“幸好他们都比较懂事，特别是哥哥，总在提醒弟弟说不要乱花钱呀，要节省点呀。”

    梧州市民政局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整个梧州接近2500名事实孤儿中，仅藤县就占了900多名。小木和小士的境遇，是绝大部分事实孤儿日常生活的缩影。家庭经济条件差，身材瘦小、营养不良，几乎成了事实孤儿身上最常见的标签。藤县一名村支书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只能通过精准扶贫为事实孤儿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但是这笔钱极其有限。加上事实孤儿大多和没有劳动能力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精神之困——渴望被爱却又敏感自卑

    “相对生活的窘迫，缺乏精神上的关怀是更为严重的问题。”黄超亮说，许多事实孤儿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的关爱，与其他家人也没有过多交流，久而久之就习惯将自己封闭起来。广西红十字会心理救援队（梧州）队长吴彤红也坦言，在以往与事实孤儿接触的过程中，她发现这些孩子的内心既敏感又自卑。

    父亲车祸去世、母亲下落不明的晓琳现在跟随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外人眼中，喜欢唱歌跳舞的晓琳并不是一个内向的孩子。然而，在与人交流时，晓琳的双手习惯交握成拳，说话也总是小心翼翼。只有在去年梧州市红十字会组织的事实孤儿游梧州活动中，晓琳才展现出孩子天真快乐的那一面。“跟这次的朋友玩得最开心，因为在学校里我跟其他同学不一样。”活动结束后，晓琳无心的一句话，让在场工作人员的心情久久无法平复。

    思念父母，这件对于其他孩子来说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却常常令事实孤儿倍感痛苦。这些在老人眼中“还没长大懂事”的孩子，已经学会察言观色，对自己父母的事绝口不提。然而，不问不代表不需要，实际上，因为被爱的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很多事实孤儿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对父亲或母亲的怨恨。

    小洪9岁那年，母亲就离家出走了，日渐消沉的父亲迷上赌博，后来因为犯事被判刑入狱，形单影只的小洪只能跟随大伯阿中一起生活。阿中注意到，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小洪的性情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以往活泼好动的他，开始抵触别人的触碰和交流。老师告诉阿中，小洪在学校里总是沉默寡言，上课精神不集中，似乎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在家里也一样，我问十句，他只回答一句，有时我问他想不想去看爸爸，他也表现得无动于衷。”阿中说，在一次聊天中，小洪曾吐露过自己的心声。当时，阿中问小洪如果父母回来的话打算怎么办，小洪思考一阵后嗫嚅道：“我一定要爸爸出去干活，他不愿意我就打他……我不要妈妈，是她先不要我的。”

    救助之困——身份尴尬使得“孤无所养”

    事实孤儿的处境让人心疼，然而，救助这些孩子的过程并不顺利。“事实孤儿不是孤儿，享受不了专项救济金，我们只能尽量帮他们申请低保，其他的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有时挺无奈的。”谈及事实孤儿的救助之困，藤县一名社区主任这样说道。记者在梧州市民政局了解到，根据国家已经建立的孤儿福利体系，梧州的福利院孤儿每人每月可得到1000元专项救济金，散落民间孤儿每人每月可得到600元专项救济金，可以解决基本的生活支出。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国家针对事实孤儿的救助政策几乎呈真空状态。这就意味着，一旦家庭监护抚养缺位，事实孤儿的基本生活将难以维持。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事实孤儿逐渐引起社会和政府的关注。在梧州市民政局的统计中事实孤儿人数接近1000名的岑溪市，已经尝试将事实孤儿纳入孤儿范畴，享受与散落民间孤儿相同数额的专项救济金。同时，藤县也开始把部分事实孤儿以“准孤儿”的身份进行审批，把事实孤儿纳入救助范围，发放相应的专项救济金。

    有专业人士提出，要从根本上解决事实孤儿“孤”有所养的问题，应当尽快将事实孤儿纳入国家制度性救助体系，而不是依靠短时的临时性的救助政策。此前，梧州市民政局也多次向上级部门提出建议，希望政府能够完善救助政策，扩大救助范围，让更多事实孤儿享受到与孤儿同等的救助待遇。（因保护隐私需要，文中出现的事实孤儿均为化名）

    记者手记：

    事实孤儿不应成为爱的盲点

    2014年，广西隆林贫困男孩杨六斤的故事，一度引起社会对事实孤儿的强烈关注。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改嫁，年幼的杨六斤只能跟随爷爷在大山深处生活，并负担起洗衣做饭、照顾爷爷的重任。种种压力使杨六斤变得比同龄孩子更加瘦弱，也更加敏感。在本次报道中，记者走访的几个孩子，都与杨六斤有着相似的境遇。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像杨六斤一样幸运地得到社会的关爱和帮助。事实上，由于救助政策的缺失，绝大部分事实孤儿难以获得与孤儿、留守儿童同样的帮助和关怀。一方面，事实孤儿不符合政策划定的孤儿范畴，无法享受国家现行的专项救济金；另一方面，让事实孤儿进入福利院或被收养也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尽管事实孤儿的出现有着多重原因，但事实孤儿不应成为“爱的盲点”。来自社会的关爱和帮助毕竟有限，也无法长久持续，因此，将事实孤儿纳入救助体系，让事实孤儿享受与孤儿同等的补助，是帮助他们走出阴霾的第一步，也将会是最坚实的一步。

    与此同时，对事实孤儿的帮助还应扩大到健康、心理等方方面面。除了政策以外，发动公益团体爱心人士的力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事实孤儿在父爱与母爱上的缺失，帮助他们在重要的成长过程中建立起更加完善的人格。眼下，事实孤儿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毫无疑问的是，无论帮助事实孤儿的路途有多么遥远和艰难，我们都不能让无辜的孩子独自面对生活的阴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