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都市报记者 赵洋 文并摄

    假如说，秦朝时，古苍梧还是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地方，那么，在汉代，它绝对是让中原人刮目相看了。

    公元前106年，梧州成为岭南首府，从此，它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掀开了新的一页。在这片热土上，梧州的先人们筚路蓝缕、风雨兼程地探索、奋斗，让梧州成为汉代岭南耀眼的明星城市。

    交趾部管辖岭南九郡

    公元前112年，汉朝实行中央集权，引起了部分地区不满。

    《岭南文化百科全书》等权威史料记载，公元前112年，南越国权臣吕嘉政变，杀死主张全面接受汉中央管辖的南越王赵兴，还截杀了出使南越国的汉使。此后，吕嘉立赵建德为新王，并着手在边境应对汉军，史称“吕嘉叛乱”。

    汉使被杀，天子震怒。公元前112年秋，汉武帝调兵10万人进攻南越国，双方兵马厮杀了整整一年。第二年，汉军兵临城下，火攻番禺（今广州），南越国首都城破。不仅吕嘉和南越王赵建德被擒，而且南越国属下各郡县，包括苍梧王赵光也都不战而降。

    于是，存在了93年，历经五任君主的南越国灰飞烟灭，岭南统一于汉。

    鼓角争鸣逐渐远去，岭南地区百废待兴。战后，汉武帝重新划分岭南行政区域，设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等九个郡，直接归属中央政府管辖。

    对比其他郡县，汉代中央政府所在地长安，到梧州既有驿路，也有灵渠沟通的水路，比到岭南其他地区更为便捷，政令易达。

    公元前106年，监察岭南地区的交趾刺史部（简称交趾部）移设至广信县城（梧州），并管辖如今的两广地区、湖南南部、越南北部和海南岛。从此，梧州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掀开了新的一页。

    何谓交趾部？据《广西通志》记载，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汉朝在全国设立了13个常驻监察机构，即十三州部，各派刺史一名。设在梧州的交趾部专门负责纠核岭南九郡。

    东汉年间，交趾部改为交州，设州牧，除监察权外还拥有了军政大权，成为郡的上一级政府，岭南行政区划也就从郡、县二级变为州、郡、县三级。《岭南古都——青史悠悠话苍梧》一书表述：“从前106年交趾刺史部治所迁到广信开始，到211年交州治所从广信迁往番禺，不久交广分治，又复置交州，再到永安七年（264年）从交州分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置广州，州治番禺止，有370多年时间……广信县是作为岭南（交州）首府所在地。”

    由此，梧州成为一个集官驿、兵驿、商驿于一体的城防要塞，还成了岭南地区的核心城市。梧州市志办原主任陈金源认为，这是梧州史上最兴盛的时期之一，可以说是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梧州出土了大量汉代的陶塑猪、牛、羊、鸡、鹅等家禽家畜，这是汉代梧州农业发展的反映。

    梧州成海陆丝路的对接点

    北流河是西江干流浔江段的纵向支流，河水自南往北流淌。有专家考证，汉代以后，大批的黄金、茶叶、丝绸和瓷器等便沿着这条水路抵达《汉书》中记载的合浦港，再经海道至东南亚及更遥远的国度。

    汉武帝统一岭南后，开始凭借“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拓宽海外贸易规模。作为岭南首府，梧州亦因繁荣的运输和交易，成为岭南天然的物流中心和货物集散地。

    公元前，中国的海外贸易已有东海与南海两条起航线。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南海航线为：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这是目前可见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文字记载。

    据梧州市历史文化研究会荣誉会长陈侃言考证，海上丝绸之路在广西境内有三条线路：第一条是外国商船在合浦靠岸，溯南流河北上，越分水岭下北流河，到藤县入浔江，从浔江下梧州沿桂江北上，越灵渠下湘江，进入长江水系，或从徐闻登录雷州半岛，陆路到北流县，下北流河到藤县、梧州进入珠江水系；第二条线路是从珠江口入广州，沿珠江上溯梧州，再沿桂江北上越灵渠入长江水系，或在梧州沿西江上溯南盘江、北盘江，入云南、四川；第三条路线是海路到越南北方的港口，陆路进入左江，再下邕江，入浔江、西江。

    近年来，梧州众多汉墓出土的文物，成为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1973年，梧州鹤头山两座东汉墓出土了大量铜器、陶器，还有200多粒浅绿色的琉璃珠等当时的海外舶来品。同年，梧州还出土了国家一级文物羽人铜灯，铜灯中央是一个高鼻深目，身披两扇大羽毛的胡俑铜人。有专家推测，胡俑形象可能取自西亚或东非来的穷苦人民，2000多年前，他们随贸易船只来到中国，成为贵族附上的家用奴仆。主人死后，胡俑形象被塑成灯座陪葬墓中。《岭南古都——青史悠悠话苍梧》称：这些文物展现了当年桂江、西江流域与西亚、南亚诸国商贾往来、市井繁荣的景况，完全印证了灵渠—桂江通道是古代海上丝路的必经之路。

    东汉训诂学家刘熙在《释名·释船》一书中，释船训诂十四条，指出汉代在西江、桂江上航行的货船已有舵、桅帆、桨、橹。可以想见，2000多年前，桂江、西江江面上风帆片片，桅樯林立。大大小小的船只在梧州码头转船交易。无论是春温秋肃，还是烟尘风雨，多少商贾、水手始终心怀梦想，从梧州扬帆起航，驶向中原或遥远的西方。

    汉墓中有铁器陶器青铜器

    汉代，梧州的农业和手工业也有了长足发展。佐证这一切的，是来自梧州市博物馆的汉代文物。目前，梧州市博物馆有战国到明清时代的出土青铜器、铁器、玉石器、陶瓷器、金铜器等文物1万多件，其中汉代文物展出比例达60%以上。

    时光变迁，汉代梧州先民的住屋遗迹已难觅其踪，所幸“事死如事生”的观念，让梧州先民习惯将生前的物品以“等比例模型”的方式，安置在自己身后所处的“阴宅”中，这让我们在两千多年后依然能够了解到汉代梧州人的生产生活状况。

    20世纪50年代以来，梧州在鹤头山、旺步、云盖山、大塘等地一共出土700多座汉墓。汉墓中的大批随葬品，为研究梧州汉代社会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

    从梧州市博物馆考古发现来看，汉代梧州的铁器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品种，均比先秦时期明显增多。

    林刚是梧州市博物馆文物工作队队长，曾参与100多座汉墓的考古工作。他介绍，两汉时期，梧州冶铁技术有了明显提高，铁农具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这有利于改进耕作方式，提高生产效率。

    梧州汉墓的随葬品中，有大量的陶制水井和陶牛模型。林刚认为，为弥补天然降水的不足，梧州先民在汉代已开始开发水利，使用人工灌溉技术，而大量的陶牛等随葬器物则反映出当时牛耕技术在梧州得到推广的情况。

    在云盖山的东汉墓葬中，还出土了众多滑石、陶罐、铜制的仓模型，林刚认为，这反映出汉代梧州农业生产繁荣，粮食产量已大幅提高。

    当时梧州粮食生产发展到何种程度？据陈金源介绍，在《乐府诗选》中，《东光》一诗就有“仓吾（苍梧）多腐粟”的感叹。

    蔬菜、果树为主的种植业也在汉代梧州有所发展。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苍梧多荔枝，生山中，人家亦种之”。考古挖掘也证实此点，如梧州市鹤头山东汉墓出土的铜盘中，就盛有柑橙类的果核。

    与此同时，梧州手工业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梧州市博物馆馆藏文物可见，汉代梧州手工业发展突出表现在青铜冶炼业和制陶业。在两汉时期，梧州的青铜器不仅数量多、种类多，而且造型别致、形态多样，铸造工艺精良，从生活用品、娱乐器到各种装饰品等，几乎是应有尽有。汉代梧州制陶业发展快，成就突出，在出土汉墓的随葬品中，陶器占比最大，从日常生活用品到井、灶、仓、屋、牛、猪等，许多陶器不仅是优质的日常生活用器，还是具有审美价值的工艺品。

    林刚分析，汉代梧州陶器生产已普遍使用当时较为先进的轮制工艺，甚至是模制方法。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印模、拍印等七种，装饰方法也有诸多新突破。

    陈金源认为，汉代梧州拥有繁荣的商业以及相对先进的农业、手工业，这令梧州成为岭南经济腹地，并辐射带动着整个岭南经济区域的发展。

    在长洲区出土的东汉干栏式铜仓。在西汉晚期至东汉的墓葬中，人们常用粮仓模型随葬。据专家考证，当时粮仓主要用于存贮粮食。

    汉代梧州兴学成风

    作为岭南文化中心，汉代梧州星光璀璨。从汉代至六朝，梧州私人兴学成风，学术活动频繁，社会风俗日益汉化，各类人才纷纷涌现。

    汉代，在梧州私人办学者，多为北方南下的士人和著名的经学家。刘熙是东汉训诂学家，明代郭棐《粤大记》中，称刘熙“博览多识，名重州党，建安中荐辟不就，往来苍梧南海，客授生徒数百人”。刘熙所教的弟子，不少成为著名的士人和官吏。

    在梧州办学的岭南籍士人中，南海郡的黄豪最为著名。据明朝黄佐的《广东通志》，黄豪“年十六，通论语、毛诗，弱冠诣交趾部，刺史举茂才，因寓广信，教授生徒。”

    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和儒生》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学术，必言汉代；言汉代的学术，实为经学。

    汉代时，梧州先人不缺少向学的渴求，四百多年间，以“三陈六士”为首的一批学术精英享誉全国，众多士人相聚讨论经学，出现了大量学术著作，对后世影响深远。据《广东通志》等书籍记载，苍梧广信籍的学者陈钦著《陈氏春秋》十卷，陈元著《左氏同异》、《陈元集》一卷，士燮著《春秋经》十一卷、《士燮集》五卷……其中，陈钦著的《陈氏春秋》，被视为古文经学的经典。“左氏远在苍梧”之说，就是当时学术界和后人对他最崇高的评价。

    陈金源认为，汉代梧州学术文化水平在全国居领先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