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水道涌动变革浪潮

    采写、整理：记者 黄海志

    10月31日上午，梧州同盟会成员区家彦、甘绍相等人在梧州东门外鸣盛戏院（今市公安局）召开梧州各界代表会议，他们庄严宣布：“今武昌振臂一呼，首义独立，脱离清朝，各省纷纷响应。我梧州人民亟应奋起响应，宣布独立，还我河山！”与会者纷纷举手赞成，欢声雷动，群情激昂，高呼：“梧州独立万岁!”

    在武昌起义之后的第20天，梧州即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正式脱离清政府统治，成为了两广最早独立的城市。

    而此时，广西其他城市尚未响应独立，就连孙中山亲自指挥、革命氛围最浓厚的广东各地，虽多次起义，却徒劳无功。

    是什么样的风云际会，让一个当时人口不足十万的小城市被历史选中，成就了它领先于两广各地率先宣布独立的奇迹？

    这一切，要从梧州特殊的地理条件和经济基础谈起。

    一个创造财富神话的城市

    清朝光绪年间的一天，一个衣衫褴褛如乞丐的男子，走下了溯江而上的客船，踏上梧州的码头。

    他，是来自广东鹤山的贫民梁颂唐。

    落魄的梁颂唐，本想到梧州混口饭吃填饱肚子而已，可没想到的是，这个城市给了他创造财富神话的机会。

    梁颂唐先是在商铺里打杂，工作捱更抵夜，非常辛苦。在省吃俭用积了一点钱后，梁颂唐有了和人合股做点生意的想法。

    当时，梧州鸦片走私极为猖獗，是来钱最快的行业。史料记载，光绪末年，梧州开始有鸦片行业的组织，并出现了诸如曹合利、成昌泰等大型鸦片商号。据了解，此时梧州销售的鸦片数量估计约在一千万两以上，以当时每两价格白银一元五角计算，市值达白银一千五百万元之巨。（侯雅云《辛亥革命时期的梧州资产阶级》）

    梧州鸦片业之所以如此发达，是因为当时云、贵两省的鸦片贩入广西转销广东，主要以梧州为集散地，梧州的鸦片交易量，在中国东南几省的城市里，数一数二。虽说鸦片业发达并不是什么光彩的繁荣，却也是梧州商品市场蓬勃发展和扩大的真实反映。

    在金钱的诱惑下，梁颂唐把仅有的积蓄投入到鸦片走私业中，做起鸦片保镖押运，因为敢闯敢拼，很快赚到了第一桶金。

    依靠“黑金”鸦片捞到资本后，梁颂唐又开设银铺，经营航运、平码、杂货，代理海关税收，生意越做越大，店铺开到了广州、佛山、香港甚至贵阳等西南地区，成了清末民初时广西最大的富商之一。

    其实，在当时的梧州，这样的财富神话比比皆是。梁颂唐发家的时候，广西贸易额的八成以上来自梧州，财政年收入的七成得益于梧州的贡献，梧州资本家的人数、资本也均为广西之冠。

    梁颂唐发家“奇迹”的诞生，以及梧州在广西能有如此重要的经济地位，不是没有原因的。

    “黄金水道”成就“小香港”

    自1897年被迫开埠以来，随着国内外工业品向广西内地倾销，以及国内外对广西内地土特产和工业原料需求的增加，梧州近代资本主义商业开始形成和发展，并最终成为当时广西的金融中心和最大的商业城市，梧州也因此有了“小香港”的美誉。

    梧州的经济社会之所以发展迅速，首先是得益于梧州优越的地理位置。

    梧州地处广西东部，与广东唇齿相依，江水从云贵两省千里奔腾而来，到梧州与桂江汇聚成了一条“黄金水道”，然后东流广东，跃入南海。因此，扼浔江、桂江、西江总汇的梧州是广西最为便利的“水上门户”，沿着江可上溯南宁、柳州、桂林，云贵两省；下通广州、香港、澳门。

    “汽笛一响，黄金万两”，在汽车、火车、飞机等现代化运输工具诞生和普及以前，轮船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占据“黄金水道”之利的梧州，自然成了两广交通往来最繁忙的地方。

    地缘优势往往意味着发展优势。早在明代，“诸夷航海而至”，梧州城内设市，开始对外贸易，从简易的木帆船到各种各样的贸易船队往来广州、香港，以梧州为中心的两广商业水路逐步形成。从此，广西的商品经济发展从梧州这里起航。

    而自1897年梧州被迫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后，西江上更是桅杆林立，船只无数，南来北往的商客们取道西江在梧州做买卖，梧州的经济发展由此呈现蓬勃的态势。诸如梁颂唐这般梧州富豪们的发家，也与这条水道密切相关。

    不仅如此，与广东一衣带水，让梧州人得以便捷了接受广东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信息辐射，其思想观念相比于广西其他城市来说也更为开放。

    后来的历史发展轨迹证明，借助于优越的地理位置，依赖于西江这条“黄金水道”，梧州不仅在广西近代经济发展中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更成为广西早期革命运动思想传播的策源地，这些都为梧州的社会进步提供了的机遇。

    开埠通商，开启梧州近代史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梧州地处广西“水上门户”的区域优势渐渐转化为商贸优势，成为近代历史时期珠江水系经济崛起的城市，客观上为梧州提供了辛亥革命的物质条件。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梁颂唐等巨贾发家致富以及梧州之所以成为“小香港”，除了黄金水道、工业革命等原因外，在1897年被迫开埠通商也是梧州商业得以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

    史料记载，早在清朝光绪（公元1875年～1908年）中期，随着贸易、航运的发展，梧州已渐成为大埠。面对这样的“金饽饽”，贪婪的西方侵略者岂能不动心？英国、日本曾多次催促清政府开放梧州为商埠，均未得逞。19世纪80年代末，法国势力范围扩张到云南、广西后，不甘落后的英国强迫清朝开放西江通商以求利益均等。

    迫于压力，清朝廷被迫于1897年2月4日与英国政府签订《中英续议缅甸条约》，其中附款条约规定：“今彼此言明，将广西梧州府、广东三水县城、江根圩开为通商口岸，作为领事官驻扎所。”

    6月3日，梧州正式开埠。当天，英国就派出领事驻扎，划河西三角嘴白鹤山一大片地建领事署。次日，即成立梧州海关，首任税务司是英国人阿岐森，关员由英人、葡萄牙人充任，控制着海关和府关。

    开埠通商，对于梧州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名词，这本身是西方列强铁蹄的遗祸，是不平等的、屈辱的。“祸兮福之所倚”，它给梧州人民带来一段屈辱往事的同时，又安排了一场特殊的发展机遇。

    梧州正式开埠通商，这是梧州城市历史乃至广西近现代史上的一个不寻常的事件。如果说1840年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那么1897年开埠，则是梧州这座城市近代史的真正开始。

    开埠后，英、日、法、葡等相继在梧州设领事，外国商行相继成立，梧州成为珠江流域仅次于广州的重要通商口岸城市。

    彼时，梧州可谓商贾云集，千帆竞渡。

    开埠后，外国轮船从香港、澳门直驶梧州，英国、日本、法国、葡萄牙等国商人也到梧州开设商行。谦信洋行、洛士洋行、渣甸洋行、的臣洋行、绍昌洋行等在梧建分行并大量经营国外百货。

    据光绪二十年（1899年）的统计，当年出入梧州港的轮船达3000余艘，运输量达19万吨，其中以梧州至香港航线最为繁忙，由香港进入梧州的英、美、日、德、法等国的货物年贸易额达白银747万两。梧州出现以金融、平码、粮食、花纱、土产，百货、航运、造船、机器为主的十多个行业。那时上游各埠商人将粮油土特产运到梧州出售后，许多商人采购煤油、火柴、搪瓷制品、胶鞋、毛巾、布匹之类百货商品回程。梧州成为滇、黔、桂、湘、云物资集散地和出入口的门户、广西首屈一指的商贸中心。

    经济的发展给社会变革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为了掌握市场信息，梧州的商人们非常重视通讯的作用，他们纷纷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外界信息。到辛亥革命前夕，梧州已设置有现代邮局、有线电报、无线电报长波电台；加上水运方便，每天都有客轮从梧州开往广州、香港、澳门，对国内外消息特别灵通。

    由于交通便利，信息灵通，梧州总能在第一时间获取到先进的科学文化、进步思想和社会变革的信息，再从梧州辐射到全省。梧州同盟会组织正是在接到香港传来“京陷帝崩”的假新闻和一些省市纷纷宣布独立的消息，认为时机已到，才果断地决定在同盟会主办的《梧江日报》、《广西日报》上出版“京陷帝崩”的号外，最终促成梧州的率先独立。

    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在对外贸易繁荣的同时，梧州的民族工商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1902年后，梧州先后兴建了缫丝厂、机器厂、炼锑厂、纺织厂、工艺厂和制造厂，这些是广西最早的近现代工厂。此外，广东商人也纷纷来梧州投资，开商行，办银铺，梧州的商业、工业、航运业和金融业迅速发展。

    随着梧州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一个新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梧州诞生了。

    例如梁颂唐，他已不仅仅是一个富有的商人，历史已经赋予他和他的同行们新的身份——民族资产阶级。可以说，广西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诞生在梧州，资本家人数最多、资本最雄厚的是梧州。

    追逐利润是资本家的天性，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新生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被激发，他们迫切需要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追求平等权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这些斗争，标志着随着梧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梧州的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梧州在两广率先独立的阶级基础已经奠定。

    反抗，不停地反抗，早已成了梧州民族资产阶级和梧州人民在面对殖民侵略和封建压迫的不二选择。

    1904年，梧州商人举行罢市，反对统捐，要求减少捐税和撤换知府程道源，斗争一直持续了半年之久。

    1905年7月，梧州拒约会在梧州粤东会馆（现五坊小学）成立，拒约会以商人为主题，有各界人士参加，他们制定抵制美货公约，严禁商店买卖美货，派员巡查船只和商店，杜绝美货进口，处罚违约商号，坚持了3年有余。

    1908年，李虎石、周濂生等梧州商人，集资创办广西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航业公司——西江航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英商争夺西江航运权，提出“中国人搭中国船!”、“自货自运不受外国人欺负”等具有反帝色彩的口号。

    1911年7月，梧州商界发出通电，反对清政府以铁路国有为名，收回民办粤汉、川汉铁路，转资外国。

    这些斗争，有的因为当局的无能和斗争的不坚决而宣告失败，但有的却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1909年，在争取西江航运权斗争中，梧州商界经过一年多的较量，终于将外商航业“打下马”，两艘英轮当年就折价卖给了西江航业有限公司。1910年，渣甸洋行的水筏、水位、码头以及数艘轮船，大喊“招架不住”，竞争失败，也变卖给了西江航业有限公司。当年11月，梧州成立华资轮船公司，次年，广西内河商船总公司在梧州成立，经理为周之济。历时多年的西江航运权斗争，令人欣慰地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

    这些斗争也说明，在被迫开埠后，梧州在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同时，人民群众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程度也日益严重。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正是这种压迫和剥削，构成了梧州人民强烈要求推翻清王朝、赶走侵略者的革命火山，这座革命火山内部炙热翻滚的岩浆，在遇到由民族资产阶级开启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突破口后，终于喷薄而出，不可遏止。

    专家论点

    梧州辛亥独立，和广东的政潮起伏息息相关。在独立过程中，梧州许多重大事件的出现、各种势力的消长，以及在财政、军事方面，都或多或少受到广东的制约，这也是梧州辛亥独立所特有的历史现象。

    由于梧州特殊的地理经济地位，它和广东在各个方面都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梧州拥有权势的绅商，有许多是来自广东的。故东人之视梧州，“不啻桑梓”、“两粤相资，此为重地”也。梧州的盛衰安危，自然也就为大家所关注。

    ——据《梧州辛亥独立特性研究》（著名历史学家钟文典著）

    梧州地处浔江、桂江和西江的汇合处，与广东唇齿相依，又临近香港、澳门。因此，在历史上，梧州一直是两粤的咽喉，也是广西与海外联系的重要门户。辛亥革命前夕，梧州已设置有线电报、无线电报长波电台；加上水运方便，每天都有客轮从梧州开往广州、香港、澳门，对国内外消息特别灵通。

    由于梧州是广西的水上门户，受广州、香港、澳门的影响既快且深。广东有大批商人来梧州投资开商行、办工厂，使梧州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能迅速发展，成为广西的著名商埠和近代工业的发源地。经营梧州四大行业——银钱、平码、航运、鸦片等的大资本家大部分是广东人。梧州商会的历任会长也是广东人，梧州的四大富商就有三人是广东人。因此，梧州的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与广东、香港、澳门的资产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关革命的消息也很快便从辛亥革命发源地广州、香港传到梧州。

    ——据《辛亥革命前夕的梧州》（原梧州市志办主任陈金源著）

    梧州是广西东部的门户，汇集了西江水系，东可下广州、香港，在铁路还未修建前，河运是交通运输主要动脉。1897年梧州开埠后，成为广西最大的商业城市，早在1885年梧州已通了电报，1902年西江有了定期航轮。由于交通便利，信息灵通，近代的科学文化、进步思想、革命运动都从港穗传到梧州，再从梧州辐射到广西全省。

    ——据《论辛亥梧州独立》（原广西社科院研究员沈奕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