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研究员）

     三民主义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构成，简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它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遗产。正确把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对其历史地位和作用给以恰如其分的分析和评估，是当代中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

    1906年12月2日在东京演讲《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中正式提出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主张。三民主义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它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遗产。正确把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对其历史地位和作用给以恰如其分的分析和评估，是当代中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

    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基本内容

    三民主义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构成，简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它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遗产。民族主义(Principles of Nationalism)、民权主义(Principles of Democracy)民生主义(Principles of People's Livelihood)简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反对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权主义：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现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管理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治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人民则拥有政权。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有两个，一为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二为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旧三民主义反映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概括了客观历史进程提出的三大斗争任务。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最早的组织的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誓词同《兴中会章程》中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内容，成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简要表述。兴中会的纲领中第一次划时代地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要求。次年孙中山在广州起义流产而逃亡国外期间，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实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通过后来的革命实践，三民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在同盟会的政纲中，三民主义被完整地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

    民族主义是孙中山革命的战斗旗帜。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既有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有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集团正日益勾结起来。

    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始终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清末的战斗口号。这不仅由于清王朝是一个由满族贵族“宰制于上”的封建专制政权，还因为它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反满”口号所以具有广泛的动员意义，原因就在于此。避免中国被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民族主义的另一主要内容。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基本原因。“非革命无以救垂亡”，而革命必须“先倒满洲政府”，民族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意义蕴涵于此。

    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个主要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指出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剥夺了人权，因而，决非“平等的国民所堪受”；必须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结束“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的严重状态。与这种“国体”的“变革”相适应，关于政体的擘划也构成民权主义的重要内容。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纲领，它希望解决的课题是中国的近代化，即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使中国由贫弱至富强；同时还包含着关怀劳动人民生活福利的内容，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溃疡的批判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孙中山把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土地与资本两大问题。“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是孙中山的土地方案。主要内容为“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孙中山认为这一方案的实施可以防止垄断，也能使“公家愈富”，从而促进“社会发达”。在有关资本的课题上，孙中山确认“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须”。他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实业计划》一书就是发展社会经济的宏伟蓝图。他把发展社会经济的途径归结为“节制资本”和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即将“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的“大实业”(如铁路、电气和水利等)“皆归国有”，因为这既可“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又得以“合全国之资力”。民生主义实质上是最大限度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虽然它涂上了主观社会主义的色彩。

    尽管三民主义存在着历史的局限，主要表现为缺乏明确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内容。但是，它批判地承袭了农民战争和维新运动的积极内容，从西方借取了民主主义思想素材，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中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达了人民群众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愿望，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更完整意义上的开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过重大的积极作用。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当中国革命历程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时，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课题：“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民权主义中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军阀、官僚的暴戾恣肆，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了某些批判，称道了“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的苏维埃国家“人民独裁政体”，重申了“主权在民”的原则；民生主义则强调了“耕者有其田”的观点，阐发了“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思想。新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反映了新的历史特点，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新的革命阶段的进步性，并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

    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国民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比较更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

    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主张反对民族压迫，反对满洲贵族的统治，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主张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国民政府，国民一律平等，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新的“民族主义”增加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使其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性更强。孙中山已能认清国内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关系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新的“民权主义”在君主专制被推翻后矛头直指一切不民主的政治体制，首先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强调国家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强调它的人民性、群众性。“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受一切自由及权利。”这样，将资产阶级民权政治和反帝民族主义斗争相结合，把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发展为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和飞跃。新的“民生主义”强调“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重新解释“平均地权”，提出了新的方针。“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即“耕者有其田”，反封建的革命性进一步加强。“节制资本”，“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劳工法，以改良工人生活”，这样民生主义和扶助农工政策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国民革命。新三民主义，有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并且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合起来。民权为“平民所共有”和“节制资本”的口号已表明对旧三民主义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理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反对帝国主义”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使它有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内容，能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也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正如孙中山所言：“我们就是重新负担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革命，终要把军阀推倒，把受压迫的人民完全来解放，这是关于对内的责任。对于对外的责任，有要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主义……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都来解放。”

    孙中山在他的晚年，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不仅标志着他一生中在政治上的伟大转变，也表明他对民众力量的重新认识，从爱民、救民到依靠民众力量。孙中山早年领导的民主革命，依靠的是海外华侨、留学生和会党，而对于以农工为主体的民众力量认识不够。孙中山晚年意识到：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对于农民阶级，他认识到“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 对于工人阶级，他认为“工人既是有了团体，要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便可以做全国人的指导，全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能把农民和工人称作“基础”和“先锋”，表明孙中山对民众力量的重新认识。他说：革命要成功“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研究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并实地考察了西方社会后，提出了“振兴中华”的蓝图，它在辛亥革命时期发挥了巨大的理论作用。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家高举“三民主义”旗帜，组织、发动和领导了一系列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斗争，实现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毛泽东对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建立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称赞此为“聪明的孙中山”的明智之举，并将新三民主义定为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举行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思想基础。其次，抗战爆发后，又积极争取蒋介石和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定“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同时强调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争取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内的领导权，对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毛泽东在继承新三民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三大基本纲领：一是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即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其关键是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体以及民主集中制的政体。毛泽东声称：“一九二四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①二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其关键是走孙中山倡导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之路；三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其关键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也同孙中山嘱托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扶助农工”等思想一脉相承。这里必须指出，毛泽东认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后开始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是一个长期的分阶段的历史过程。它在民主革命阶段除了与三民主义有相同的部分外，又有高于三民主义的四大优点：一是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二是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顿，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是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四是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彻底性。“由于这些不同，共产主义者和三民主义者之间就有了差别。”②

    一国两制统一中国是历史必然选择

    现在金门上著名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标语，与厦门对岸的“一国两制统一中国”标语遥遥相望。面对这一现实，我们应当承认，孙中山三民主义有其历史的地位和作用，但统一中国只能采用适应时代需要的“一国两制”的方针。历史和现实证明，“一国两制”统一中国是历史必然选择。因为“一国两制”中的主体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的强大的凝聚力有利于我们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无论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还是基本经济制度，都是促进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制度基础。

    “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的智慧结晶，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在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妥善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实现了香港、澳门的顺利交接、平稳过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按照“一国两制”方针管理好香港、澳门确定为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丰富了“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鲜活的事实已经证明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认真思考和务实解决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推动了对台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确立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向。

    正是在党中央对台方略的引领下，经过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两岸关系从隔绝对峙走向交流对话，克服了艰难险阻，沿着和平稳定方向不断前行。1987年，隔绝两岸同胞的闸门被打开，两岸交流合作由此渐成滚滚洪流。1992年，两岸分别授权的海协会、海基会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在此基础上，双方于翌年举行首次“汪辜会谈”，完成了1949年以来两岸高层人士以民间名义进行的首次公开会谈。1998年，“汪辜会晤”在上海举行，拉开了两岸政治对话的序幕。2008年3月，台湾局势发生积极变化，两岸关系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5月，胡锦涛总书记与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举行会谈，并促成了中断9年的两岸制度性协商迅速恢复。同年12月31日，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思想，鲜明提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论断，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怎样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确立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各项政策，为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的两岸关系指明了前进方向。

    作为“一国两制”中建立在科学理论指导基础上的先进社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奠定了今日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基础，而且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和历史走向的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统一思想的根基。它能够给全体人民以共同信仰、共同理想和民族复兴的共同希望，为全面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推进伟大事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在全面深化两岸交流合作中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要一如既往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中国政府和人民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践，一定会对早日解决台湾问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全面深化两岸交流合作中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两岸中国人共同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为两岸同胞谋幸福，为中华民族创未来。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两岸中国人完全可以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以两岸同胞的福祉为重，真诚相待、坦诚相商，精诚团结、热诚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制度优势”是根本的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势。“中国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与当今世界其他制度体系相比较，具有保证国家机器高效运转的政治优势,具有凝聚全国各族人民意志和力量的思想优势,具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经济优势,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胡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总结的“五个有利于”，正是这一“制度优势”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展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积极、更加主动、更加充分地利用好这一独特的政治优势，我们就一定能创造更大的辉煌，迎来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下的两岸交流合作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明天。

    我们一定要以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为指南，“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全面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扩大两岸各界往来，共同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为两岸同胞谋幸福，为中华民族创未来”，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

    注释：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