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常务理事）

    辛亥革命为何在1911年爆发，而又一举成功呢？是偶然性、自发性的事件吗？其实，它隐藏着不可逆转的必然性。其中有诸多因素，中国首个政党——中国同盟会在多年的宣传、众多力量的聚合、数次武装起义的尝试中、对于革命的领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中国同盟会的领导，才改变了近代以来、地主阶级改革运动、农民运动、洋务运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等各种运动总是失败的悲惨结局，才埋葬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结束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对中国同盟会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中国同盟会的成立顺应了历史潮流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的核心则是政党。奥地利学者凯尔森说：“现代民主是完全建立在政党之上的；民主原则运用得越彻底，政党就越重要。” 沙特施奈德说：“毫无疑问，政党的产生是现代政府的显著标志之一，政党创造出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体不容置疑地与政党制度互栖共生。” 政党是建立在近代大工业基础之上，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之一。

    共同的理想把中国各地有志之士聚集起来。甲午战争之后，具有爱国思想的热血青年，胸怀民族大义，对丧权辱国、腐朽无能的清廷统深恶痛绝，从四面八方汇成为推翻清廷、恢复中华的革命洪流。各个革命团体深感势单力薄之弊，正如孙中山中肯地指出的那样：“此一省欲起事，不想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团结起来，“一旦发难，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以此定矣”。 这种战斗中产生并且日益增强的向心力，成为革命政党产生的组织基础。

    领导是一面旗帜，是一把号角，代表着一定的阶级力量，代表着一种社会思潮。它是在斗争中众望所归的结果，而不能自封。1904年初，留学欧洲的进步青年学生希望发动一场惊天动地的伟大革命，而又群龙无首，希望推举孙中山为领袖。黄兴领导的华兴会主要在湖南活动，同时与湖北及长江流域的革命组织、会党有密切的联系，在内地有较大的影响。当时，黄兴掌握着长江流域的革命力量，并尊崇孙中山做领袖。于是，国内外的革命力量就打成了一片。孙中山、黄兴等人革命意志坚定、足智多谋，构成革命政党的领导群体。

    二、中国同盟会应运而生

    中国政党的诞生，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政治活动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孙中山结束一年半的欧美旅行之后，于1905年7月19日抵达日本。7月30日，各省革命志士聚集到东京，举行同盟会筹备会，讨论了组织的名称和宗旨。有人提议新组织为“对满同志会”。孙中山解释说，革命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根本目的是废除专制，创建共知，提议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有人认为，出现“革命”词句，不利于秘密活动。大家经过慎重考虑，定名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纲领。

    8月20日，在东京赤坂区召开同盟会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总章》，选举了总部的主要领导人。同盟会的本部设在日本东京。本部的组织系统和主要领导人如下：中国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庶务黄兴；内务章炳麟、匡一；外务程家柽、廖仲恺；评议部评议长汪兆铭（精卫）；司法部判事长邓家彦，检事长宋教仁。同盟会本部的机构，仿照西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模式，设立执行、评议和司法三部。由于当时同盟会尚处于秘密状态，最忌繁琐手续。遇到重要事项，三部人员集体讨论决定。司法、评议二部未独立行使职权，形同虚设。“开会时总理在部，则总理主席；总理离部，庶务主席”。 也就是说庶务黄兴实际上是执行部负责人，相当于协理地位。《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刊物，也是同盟会唯一的公开机关。

    中国同盟会作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其主要特征是：

    第一，同盟会有政党性质的组织机构和组织纪律，并以此约束成员，统一行动。同盟会不仅建立了以孙中山为总理的本部领导机构，而且还在各省建立了分会，形成了一个上下制约的组织网络。同盟会的纪律在盟书上得到了体现。凡是加入同盟会者，需签署盟书，再举右手向天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志矢忠，有始有卒，如或逾此，任众处罚”。它与各行其是、忽聚忽散的团体明显不同，有一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凝聚力。

    第二，同盟会有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纲领，即脍炙人口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政纲。1905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把它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三民主义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特点，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面旗帜。

    民族主义，是指十六字纲领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用孙中山的话说，“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 同时，“反满”隐藏着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含义。因为当时的清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已成为洋人的朝廷。“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 同盟会高扬的民族主义，也针对20世纪帝国主义如贪狼饿虎，不顾天理，不依公法，强权竞争，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中国陷入亡国灭种的厄运。它主张，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对于内有绝对之所有权，对于外有绝对之独立权”。这样，它把满洲贵族官僚与广大满族人民区别开来，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确立了自由、平等、革命的民族主义。

    民权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建立民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赞同卢梭的“天赋人权论”，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是国民革命。即一国之人皆有权利平等参政，公举大总统和议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如果民众不能掌握政权，就违背了立国的宗旨。另外，孙中山认为，由孟德斯鸠创立、西方通行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学说，存在着弊端，中华民国应在三权之外，再加上考试权和监察权，实行“五权分立”，这样可以更有效地约束权力，防止滥用权力。这样，官吏就不再是高居于人民头上的老爷，而是人民的公仆；官员必须十分称职，才能任用。实现民主政治必须循序渐进，逐步培养人民的参政议政能力。通过参政活动，民众可以通过熟悉政治上的操作经验，改变对国家大事的冷漠心态，增强爱国心。人民一定要增强自立精神和自我观念。自由平等，当守之于己，而不可求之于人。吾苛自由其自由，平等其平等，斯自由平等矣；吾不自由而望人之自由我，吾不平等而望人之平等我，斯不自由不平等矣。 也就是说，从来没有神仙上帝，还是自己解放自己。

    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平均地权。这是同盟会的经济主张。为什么要实行平均地权呢？一般人看来，欧美各国文明发达，似乎家庭富裕，乐享幸福，而事实恰恰相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富者极少，贫者极多，存在着酿成大革命危机。孙中山认为，趁中国资本主义还在幼稚时代，取那善果，避那恶果，“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平均地权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政策。即：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地价。无论什么田地，都由地主自己估计报告政府，政府照价收税；同时，政府可以照价收买田地，防止“以多报少”的流弊。其现有的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的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实质上就是实现土地国有化。他幻想，中国实行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仅仅收地租一项，就可以成为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这种改革有没有可能呢？不但有可能，而且是最纯粹、最彻底、最完善的资本主义”。 其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国土上，民族资产阶级根本无力实现这种改革。

    同盟会的政纲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充满了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问题，或者说，丝毫没有轻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并且相信人民是正义和有力量的，是带有建立共和制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同盟会纲领的根本缺点是，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有待于以后继续完善。

    第三，同盟会制定了完整的党章，即《中国同盟会总章》和比较明确的革命目标。《中国同盟会总章》要求：全体成员“必须遵守本会定章，立盟书，缴入会捐”，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1906年12月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起义——萍浏醴起义的檄文中，宣告：“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 当年，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 实际上，这就完整地表达了辛亥革命的宗旨和前途。

    第四，同盟会拥有一个由孙中山、黄兴等人组成的领导集团。该领导集团在武装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的伟大斗争中，出奇谋，排万难，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不能想象，没有这样一个领导集团，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能出现在中华大地，哪怕是短暂的一瞬间。当然，领导集团内部也潜伏着一定的危机，尤其是光复会存在一定的离心力。

    毫无疑问，孙中山等人创建的中国同盟会，有利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宣传，革命力量的聚拢。

    三、同盟会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一方面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批驳资产阶级改良派攻击革命会造成血流成河、遭致瓜分的谬论，痛斥清朝皇帝是“盗魁”，“一人掩尽天下泪，一人独压万人上”；官吏是“群贼”，割地鬻权，杀人如麻。它宣传革命把“从前之陋俗弊政，悉掀翻而摧拉之，非仅杀人流血为能事也。” 革命具有摧枯拉朽、推动社会前进的功效。

    另一方面，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从1906年起，同盟会发动了10多起武装起义，其中较大的起义有：1906年萍浏醴起义；1907年—1908年，孙中山在华南领导了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之役和云南河口之役；1907年，光复会领导人徐锡麟与秋瑾约定同时于安庆和绍兴发动起义，因形势危急提前起义失败而遇害；1910年2月，同盟会在广州策动新军起义又失败。起义相继失败，不少革命党人灰心气馁。孙中山热情地鼓励道：“一败何足馁，吾曩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 1911年4月27日，同盟会集各省革命党骨干，发动广州三．二九起义，再次悲壮地失败。

    革命是呈螺旋状发展的。这些起义的失败并非徒劳无益。每一次起义都程度不同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者，唤起了人民群众的共鸣，锻炼了革命队伍，积累了斗争艺术。如广州三．二九起义的革命志士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成。正如孙中山所说：“事虽不成，而黄花冈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慨已轰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以之造成矣。” 同盟会和光复会领导的10多次武装起义，是革命力量的大演习，武昌起义的革命前奏曲。

    无可否认，在同盟会内部，对武装起义的地点、“平均地权”的涵义、国旗图案、筹款分配等，意见分歧越来越大，越来越公开化。1907年8月，长江流域与会党有联系的一部分同盟会员在日本东京另行成立共进会。推选邓文翬为会长、居正为内政部长、张百祥为外交部长、刘公为财政部长、焦达峰为交通部长、彭素民为文牍部长、孙武为军务部长，潘鼎新为党委部长、陈兆民为侨务部长。它的纲领与同盟会纲领类似。其《法规十条》中提出：“国体问题，首先推翻帝制，效法共和，如欧美各国建立共和政府会议制度。” 它向会党宣传时更加注意反满革命，把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应当说，两湖、四川、广东、江西等省的共进会员在会党和新军中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们与武昌首义也有着更直接的关系。

    1910年2月，在日本东京重建光复会，推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它“以南部为根基，推东京为主干”，在南洋群岛爱国华侨中，组织发展很快。光复会领导人尖刻地攻击孙中山、黄兴等人，造成不良影响，但终归属于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在反清这个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孙中山高度评价光复会的功绩说：“光复会则有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近者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见于天下”。“同盟、光复二会在昔同为革命之团体”，“非只良友，有如昆弟。”

    列宁指出：“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 辛亥革命的最大功绩是推翻帝制，建立了共和制。总而言之，中国第一个政党中国同盟会是辛亥革命的中枢神经，促成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艰巨而伟大的使命。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同盟会的领导作用。

    （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页。

    （美）罗斯金等著：《政治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161页。

    《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下册，第546页。

    《革命文献》，台北1978年版，第2辑，第4——5页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4页。

    《国民报汇编》，第181-182页。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页。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9页。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7页。

    《列宁全集》，第3卷，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