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都市报记者 肖旻泰

“有房才有家”，住房条件改善是衡量民生和城市发展的重要依据之一。82岁的林秀菁和她的家人是梧州普通市民中的一分子，他们用大半个世纪从船屋搬到环境幽雅的小区，这个家庭的故事也是梧州市人居环境更迭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成立前，桂江、西江上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货船、渔船、舢板，1937年出生的林秀菁是在摇篮般的船舱里度过童年的。“有的船民一家六七口挤在三四米长的艇里住了一辈子，晚上睡觉头并头、脚并脚。”林秀菁说，她父母在桂江上有一艘小货船，条件相对较好，但毕竟不比岸上，卫生设施缺乏，每年台风或洪峰过境，一家人还要上岸避险。

新中国成立前，位于梧州市角嘴路的民居。（梧州市档案馆供图）

江面上的船屋，是不少“老梧州”的记忆。 孟亚西 摄

20世纪50年代末，林秀菁与丈夫作为第一批上岸的船民，在四坊街一间公房里结婚生女，过上“埋街吃井水”的生活。爱巢虽温馨，环境却不算好，楼板和隔间为木制，楼上走动声、隔壁说话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对一家四口来说（此时三女儿未出生），10平方米的一居室也太狭窄了，大女儿罗庚只能暂时搬回外公外婆的船上。

1969年，林秀菁一家搬到大南路骑楼城内，新居足有30多平方米，有阳台，搭起阁楼后，还多出一个小起居室。美中不足的是一层18户挤用2个卫生间。厨房也是公用，主要燃料是柴煤，平时充满欢声笑语的楼道，一到饭点就变得乌烟瘴气。

1993年底房改后，原住五坊路公房的市民马桂英在蝶山一路购置了一套一室两厅的框架式住房，配备有独立厨卫。市民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房改回收的资金也为梧州建起住房新机制，形成住房建设良性循环。丰业集团董事长陈军总结道：“房改改变了职工、居民的消费观念，资金向住房分流，土地利用和居住标准日趋合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位于榜山下的住宅。孟亚西 摄

从那时起，梧州人“宁要河东一张床，不要河西一套房”的观念开始转变，随着市区行政中心、商业中心逐步西移，大量新楼盘落户河西。2000年，林秀菁三女儿罗认从30平方米的宿舍搬到丰业西苑150平方米的新居。这是梧州较早的一批商品房，当时每平方米1100元的房价令工薪阶层望而却步，但罗认搬家后迅速尝到了甜头：“房子大了五倍，小区整洁又安全，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早期的悦和花园、港丰花园，到如今的山海观、卡地亚、三祺城，一个个高档小区拔地而起。市民的购房观念从传统的看重居住功能转向公共空间和人居环境的营造。

恒祥花苑小区九幢和六幢居民楼之间，一处由小桥、流水、绿荫组成的绿化景观别具趣味。记者 陈凡 摄

近年来，沿着西堤路，浔江岸边一栋栋高层住宅拔地而起，梧州的人居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记者 杨扬 摄

居民理念的转变，带动了房地产规划的变革：小区绿化、健身器材、车库等设施齐全，周边合理分布着医院、学校、超市、交通线等。女儿们纷纷从自建房、单位宿舍搬出，孙辈也陆续成家乐业，但念旧的林秀菁却在骑楼城里一住就是50年，直至今年5月，老房动拆才不得不离开。

林秀菁新家安在红安小区，离市中心远了，出门反倒多了，她解释道：“这里出门就有电梯，下楼就有公交，很方便。”房子装有落地玻璃，客厅宽敞明亮，沙发、茶几、饭桌，及几件简单家私摆放有致。“房子更好了，生活舒心了。最重要是孩子们的生活会越过越甜。”林秀菁脸上浮出笑容，一如窗台上的花正开得灿烂。

■背景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市政府修复战时损毁建筑，同时兴建房屋。1957年，全市住宅面积82.80万平方米，居住面积29.9万平方米。20世纪60至80年代，新建住宅以国有直管公房和单位自建宿舍为主流，经历了从砖木结构转向砖混结构再到框架结构的转变。

1993年年底，梧州进行全面住房制度改革，半年内市房产管理局出售直管公房、解困房、拆迁安置房共计20多万平方米。新建住宅一居室减少，二居室以上增多，独立厨卫浴成为标配。1995年，全市住宅总建筑面积389万平方米，居住面积160.5万平方米。

20世纪90年代末，大型房地产开发商陆续进驻梧州，联合市房产管理部门在多地段建起成片商品房住宅。

据梧州市统计局提供数据，2018年度全市住宅新开工面积176万平方米；住宅销售套数19807套，面积232万平方米。

（数据来源：梧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梧州市统计局）

西江都市报记者 肖旻泰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