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沙俱下独立成果被篡夺

    采写、整理 记者 黄海志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不过，梧州响应武昌首义宣布独立，其过程未发一枪。这一看上去以“和平方式”推进的革命，虽然避免了城市破坏、生灵涂炭，但结局却并非皆大欢喜。

    1911年11月，梧州民众还沉浸在成为两广最早独立城市的喜庆中。然而，人们期待的民主、共和并未降临，围绕独立成果，革命党人和旧势力展开了激烈争夺，广西辛亥革命以来的第一桩大血案正在一步步逼近。

    临时政权竟无同盟会成员

    梧州的独立让清政府惶恐不安。

    1911年11月2日，清廷向两广总督张鸣岐加拨50万两军费，令其迅速就地召集军队进剿，并向梧州口岸派驻兵舰。当日，广西提督陆荣廷也派出由亲军标统任福黎统领的新军一营从南宁急赴梧州，意图扑灭革命之火。

    11月4日，即梧州宣布独立的第五天，沈林一、宋安枢等旧官吏，钟萼、周之济等乡绅以及梁廷栋、林绎等保皇派代表，纠集附近各县乡绅，于文昌宫集会，谋划成立梧州保安公所，实行所谓“自保”。在梧州保安公所“投票选举”的总务、财务、团务等职位人选中，力主“保皇”的林绎因“革命有功”，竟被推举为所长，乡绅钟萼则出任保安民团长。

    保安公所成立，梧州军政头目均出席。任福黎将从南宁带来的一营队伍荷枪实弹地部署在会场四周警卫，以防备梧州革命党人前来抗议。一时间，梧州城被笼罩在极其紧张的气氛中。

    会议开到中午时，果然听到守卫的人进来报告：“外面有许多革命党人手持炸弹就要入来。”官吏和绅士听到，大惊失色，会场顿时乱作一团。外出一看，革命党人攀满栏栅，手持炸弹示威，要求道台交出县署和释放监犯，还要官吏们把财政交还人民。

    迫于形势，沈林一只得当场宣布说：“从今天起，洋（洋人控制的海关）、常（梧州人控制的海关）两关所收税项归保安公所管理。之前收管的，订限三日内逐项开列清交。”激动的人群这才渐渐消退下去。

    保安公所实际上是梧州独立后诞生的临时政权机构，尽管梧州已经宣布独立，但梧州保安公所并没有公开宣布和清政府决裂，而是把重点放在防范“匪党”入侵上，这一点更暴露了梧州革命不彻底的局限性。

    多方角力权力接管终落空

    宣布独立后，各种政治力量在梧州这个大舞台粉墨登场，互相拆台，两面三刀、趁火打劫、浑水摸鱼……手段花样百出。这个城市并未因独立而走上一条民主共和的康庄大道，而是进入了一段极其混乱的特殊时期。

    1911年11月7日，这一天注定要被历史铭记——当天，广西全省宣布独立，从“大清王朝”迈向“民国”，从帝制进入共和，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然而，人民在欢庆之余发现，旧制度、旧势力原封不动。

    广西都督沈秉堃希望梧州在独立后，参照桂林的模式成立军政分府，由沈林一出任分府府长。反清会党和同盟会成员获悉后大为不满，觉得沈林一作为前清官吏，毫无革命追求，让他出任军政分府府长无异于“新瓶装旧酒”，纷纷起来反对这场伪独立。

    在多种势力的角力下，梧州陷入了一场大混乱之中。当时的著名士绅、保皇派人士梁廷栋写过一篇叙事散文《梧城风鹤记略》，记述了他在梧州独立前后的所见所闻，文中对独立后的梧州形势如是记载：“烂仔日日布散谣言，谓将先炸道署，劫取军械银两。”他文中的“烂仔”，指的就是革命党人。

    当时，以反清为宗旨的众多会党纷纷行动起来：本地会党“支那图存社”在牛皮巷（今南中西一巷）挂旗公开活动，他们组织群众举行反帝示威游行，要求“第二次革命”；外地会党三合会梧州分支也公开挂起招牌，在三角嘴悬红结绿，打出“再接再厉革命”、“还我河山”、“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标语；众多帮派社团在城中分段割据，发表演说，拜会结盟。

    梧州独立时，同盟会广西分会会长刘崛在孙中山的委派下，在藤县、平南一带组织反清武装，广西宣布独立后，刘崛又受命另设征集所，招引绿林武装，编练军队，准备出师北伐。

    得知梧州独立成果被旧势力剽窃，刘崛即率领200多名民军，荷枪实弹逼近梧州，要求沈林一交出政权，同时要知县张祖栻释放狱中犯人。沈、张等得到林绎的保安公所支持，不肯答应。于是，愤怒的群众群起追杀林绎，林绎狼狈避入思达医院，碍于医院当时是由美国传教士所办，群众不好冲入，林绎这才躲过一劫。

    11月13日，广东都督胡汉民给沈林一发了一封公文电报，大意为：保安公所收管地方财政是应分之举，但有林绎等保皇派在内，大家政见不一致，财政难保完整，希望不要把财政交出。因此，沈林一之前说三日内把财政交出的承诺最终没照办。

    也就在这天晚上，一条谣言忽然在梧州全城风传——“革命党人今晚就要暴动，要炸道台衙门”，这让保安公所的人如临大敌。为保住脑袋，一些士绅和团丁依照一个听来的主意避祸：买白布一条，约阔二寸余，上面写着“支那图存社”字样，加上“支那图存社”五字的椭圆形红印，然后将白布缠于右臂上，假装革命党。

    这有如在大海中捞到一条救命稻草，大家纷纷效仿。没多久，街上就有人专门兜售白布条，原本只卖六毛钱一条的白布条最后卖到了一元至两元。结果，那一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至于卖出这样布带的究竟是什么人？出于何种目的散播谣言？后来也没有人去追查。

    梧州独立后的十多天里，问题接二连三地发生，围绕最根本的政权和财政所属，阶级派系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

    杀戮突起广东民军血染鸳江

    相比于那些小摩擦，接下来发生的一场场流血事件，更令人看清了旧势力假革命真反动的面目。

    作为两广门户，梧州的革命党一直借助西江航道，与广东革命力量往来密切。在独立过程中，梧州许多大事件的发生、各派力量的消长，以及在财政、军事方面的变化，都或多或少受到广东的影响，其间发生的“巫其祥事件”就体现了这一微妙关系。

    11月18日，广东民军首领王和顺应梧州革命派之邀，派手下大将巫其祥率领民军200多人，在广东都城租赁荣德轮船一艘，拖带大船三艘，并在肇庆统带隆世储处借得鱼雷艇一艘，溯西江而上驰援梧州革命。

    其实，巫其祥不是第一次率兵到梧州。一个月前，正值广东光复之际，巫其祥与同盟会员刘镜西、刘古香等，发动组成民军，先攻下广东都城，再攻下肇庆，后返回都城驻扎。当时，广西尚未独立，梧州商场被土匪劫去了几艘米船，巫其祥得知后立即派兵截获米船，并还给了梧州。这次听说梧州有需要，讲义气的他又欣然前往了。

    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刘古香与巫其祥等人这次率军入梧，不仅没及时向时任广东都督的胡汉民汇报，连湖北军政府也不知晓。所以当梧州方面向湖北去电询问究竟时，得到的回答是“恐系假冒”，广东也复电指示“该鱼雷船既无公凭，应为严拒”，这两个回答对巫其祥非常不利。

    随着巫军渐近，梧州方面一时摸不清其来头，于是“连日谣言蜂起，居民如坐针毡”。当时，梧州的政局暂由士绅和军政头目把持，而此时，因为恐惧，士绅们逃的逃，装病的装病，纷纷避之以求大吉。一直千方百计要扼杀革命的任福黎见有机可乘，在得到广西新任都督陆荣廷授权后立刻跳了出来，以维持梧州治安而巫其祥无正式公凭为名，坚决主张“打”！

    11月19日早上，巫其祥派代表黄洪泰持着巫的照会到商会，称这日要全部入城，后又派代表苏懿甫到苍梧县商议缴军械一事。梧州方面答复说，巫其祥没有广东都督胡汉民公文作凭证，不能承认。后来，苏懿甫竟被警局捉住枪杀。

    本来，在黄洪泰上岸到商会后，双方已就巫军移泊对岸作进一步协商达成了初步共识，巫其祥也已同意自动率队返粤。没想到，双方正在磋商之时，河岸上竟传来隆隆炮声。原来，此时，卑劣的任福黎竟趁巫军不备，命令部下以密集火力向停泊在城南门外书院码头的民军进行攻击，同时命停泊在抚河口的“定西”号缉捕轮追逐开火。

    毫无防备之下，民军当场被打死近百人，西江上瞬间烈火熊熊，鲜血染红了大片水域。民军受伤和来不及逃跑的40余人统统被捕，巫其祥由鱼雷艇逃出，幸免于难，率残部退回广东。

    两天后，任福黎将这40多名民军，外加在城内镇压逮捕的共50多名革命者，押往百花冲刑场残忍杀害，革命志士的鲜血染红百花冲口，旧军阀陆荣廷和梧州旧势力一道制造了广西辛亥革命以来的第一桩大血案。

    此后，广西都督陆荣廷彻底撕下了温情的面纱。12月18日，陆荣廷率军到梧州，又在沿途扫荡民军，捕杀同盟会员、革命志士。至当年底，在百花冲被杀害的革命志士超过400名。后来，梧州民众自发到百花冲祭奠烈士，冲内洒满洁白的鲜花、纸花，百花冲因此又称为了白花冲。

    巫其祥事件打乱了同盟会的夺权计划。原与巫有联系的安平、赤水、藤县一带的2000多名民军，闻讯即停止进城，同盟会和革命积极分子也隐藏了起来，梧州的革命活动由此转入低潮。

    1911年11月21日，梧州各界官绅仿照桂林“独立”模式，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组织梧州临时军政分府，这个临时军政分府实际上是旧政权机构的翻版，要职被前清官吏和保皇派“分果果”，而同盟会成员一概被排斥在外——道台沈林一为总管，兼梧州税关监督，前清知府张德渊、知县张祖杖留用，武官统兵不变，一切机关行政，均按旧制，梧州独立的成果事实上已经被窃取。临时军政分府一成立，即制定镇压革命党人的法令，凸显出其反动本质。

    当年12月24日，广西都督陆荣廷率兵数千人抵梧州，并派亲信黄榜标任梧州军政分府总管。随后，陆荣廷又派姻亲龙觐光屯兵梧州，开始捕杀从广东到梧州活动的同盟会会员以及梧州革命人士、民军。

    至此，梧州独立后的军政大权彻底落入了封建军阀及保皇派手中，这座江滨小城进入了一段黑暗的旧桂系统治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