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钟启文捡到了钱，然后归还失主，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好事多磨”的过程，让钟启文觉得，做好事“挺难”，要证明自己“是个好人”也不是一件易事。
西江都市报9日第三版刊登了《做好事的“尴尬”》的报道后，连日来，记者通过深入调查了解，发现该事件过程仍有许多未见报的细节；而由该事件引发的读者方方面面的思考，乃至观点的碰撞，也一直没有停止。
事件回顾：
1月9日，本报第三版以《做好事的“尴尬”》为题，报道了市民钟启文捡到1300元现金并归还失主一事。谁知，他因此度过了拧巴而又无奈的一天。报道引起了不少市民的关注和深思，下面记者对事件过程再次进行梳理。
从事件开始到结束，钟启文共过了五关：一是自己的道德良心关；二是别人提出“分钱”的利诱关；三是旁人质疑关；四是自我“防范”关，亦可称为“反诬风险”关———他出于自我“防范”，担心失主不承认还钱一事，让对方写下收据；五是举报关———第二天，他不得不向警方“自证清白”。
▲至少3名旁观者劝“分钱”
1月7日17时许，文澜市场门口的地上躺着一叠百元钞票。这钱首先被附近一家水果店老板发现并捡了起来。经清点，有13张100元，还有一些20元、10元和几角的，共1300多块钱，与钞票捆在一起的还有药费单等票据。
“这辈子第一次在地上捡到过这么多现金。”水果店老板有点六神无主，觉得这钱是“烫手山芋”。随后她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动作———把钱丢回了原地。
这时，旁观的人增多。摩的司机钟启文是第二个将钱捡起来的人，并将“烫手的山芋”揣进了口袋。钟启文表示，当时他觉得，药费单包着钱，这很可能是一名病人急需的“救命钱”。
接着，有旁观者劝他不要多管闲事，将钱扔回地上，称“无论是失主捡还是别人捡，都与他无关”；还有的人提要分钱，“捡到的，又不是偷的抢的，干吗要还？”
据钟启文回忆，当时他至少与3名旁观者发生争执。他不停地解释，自己会联系失主，亲自将捡到的钱归还。
对钟启文说的话，个别旁观者不相信，认为这只是钟启文想“独食”的“缓兵之计”，还说：“你只是一个摩的佬，每个月的搭客钱也不会超过1300元。如果你不分钱，就报警！”
▲还钱不忘写“收据”
种种闲话让钟启文难受，但他依然坚持将好事做下去。17时45分，钟启文依照药费单上留下的电话号码，联系上了失主的家人。然而对方却表示自己并不了解此事，等失主回家问清情况后再回电。
此后两个多小时，对方一直未回复电话。这让钟启文觉得难熬，回到家里也心不在焉，只是希望回复电话的铃声尽快响起。他说：“这种等待让人焦急、难受。”
20时左右，钟启文再次给对方去电，才得知对方无法回复的原因是记错了自己留下的电话号码。
核实了80多岁的失主梁日宏说出的金额数目、票据与自己捡到的东西吻合后，钟启文说：“大爷您年纪大了，出门不方便，我好人做到底，直接将钱给你送上门吧。”于是他驱车十多分钟，上门归还钱财。
钱财失而复得，让失主梁日宏十分高兴，当场拿出一条香烟酬谢钟启文，“表示一下心意”。钟启文谢绝了，只是要求梁日宏写下收据，复印身份证并签字作实。
钟启文向记者解释：“当时我在想，防人之心不可无，老人家记忆力不一定好。如果第二天他忘记了，到时又来要钱，我就有口难辩了。”
好事做完，钟启文心情大好，约上朋友饮夜茶。席间，钟启文笑着对朋友说：“今天我做了一件好事……对方写下收据，明天我拿给别人看，证明我是清白的……”
钟启文的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
21时，电话铃声响起。通话中，角嘴派出所民警表示有市民举报钟启文私吞捡到的钱，希望他第二天到派出所协助调查。
通话完毕，钟启文的心情由好转坏，一夜未眠。他回忆说：“很生气，没想到真的有人报警了。”
▲派出所内“自证清白”
1月8日上午，钟启文走进角嘴派出所，配合民警做了详细的笔录，提供了失主住址、名字和电话号码等信息。民警温和地告诉钟启文，这是按照程序办事，希望他以后拾到物品，第一时间交给民警处理。
失主梁日宏向警方证实，自己在逛市场时确实弄丢了妻子的看病钱。钟启文捡到钱后及时告知，还上门归还，这让他们夫妇俩非常感激。梁日宏表示，钟启文是个好人，希望大家不要冤枉他。
在派出所待了一上午，事情总算得到解决了。角嘴派出所民警表示，市民捡到物品或现金时，应第一时间拨打110，并将物品交给民警，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这样做也能防止类似“捡钱分钱”的骗局，民警会想办法联系失主将物品归还。
“一个人做好事当好人，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为什么还是有人不相信，还要报警？”经历这件事情后，钟启文觉得自己助人为乐的朴素信念正受到挑战。
他说，当自己走出派出所大门时，觉得身心俱疲。
各方看法：
陈爱文
（退休干部）：
有人提出分钱，有人认为钟启文想独吞钱财而报警，这完全是一种漠然、趋利、甚至是贪婪的心态。
钟启文归还钱财时，还得“步步为营”，包括要求失主写收据，怕被别人误会。这种情况说明了现在助人的成本、风险、恐惧值都提高了。
因善良行为而遭受非议、诬陷，甚至因此引来麻烦。在这样一种道德环境之中，难以要求人们向善行善。
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想做好人，而是做好人的同时，或许会为自己带来意外的烦恼，这可能是人们柔软的心变得越来越坚硬和冷漠的缘故。
周 静
（梧州市公安局蝶山分局民警）：
钟启文做了好事，这是无可置疑的。但他的处理方法有待商榷。
他捡钱时有不少旁观者，但旁观者并不清楚他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也没有人亲眼看到他还钱了。旁观者唯一看到的，就是他将钱全部拿走了。
他不报警，就意味着要自己承担周边群众的误解，也就意味着要承担旁人报警后必须经历的一系列“麻烦”，除非没人看到他捡钱。
这事还是交由警方处理较为妥当。“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这首儿歌至今依然管用。
陈 茂
（房地产公司负责人）：
我们公司的员工都看了这篇报道，还一起议论过。对这件事情，大家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好人的定义应该是在不伤害自己利益的时候，能帮别人一把就尽量帮，或者损失自己一点利益能给别人带来更大利益时，毫不犹豫地去做。从这一点看来，大家都佩服钟启文。
对做好事反而遭别人报警这一点，大家认为是现在的社会诚信度降低造成的，即人们不容易获得他人的信任和理解。
黎品豪
（南堤派出所民警）：
我为钟启文捏了一把汗。他独自处理事情时有一种不确定的风险，如同一个不定时的炸弹，随时会引爆。
一是他可能遭遇上“捡钱分钱”的骗局，这种骗局已在我市多次出现；二是万一失主认为钱数不符，好事就可能会变成麻烦事等等。
如果捡到的钱财金额少，钟启文可以考虑由自己归还。但捡到如此大金额的钱财，他应该求助警方，这样既可以保护失主钱财，也可以保护自己。
谭爱云
（沁怡六堡茶合作社负责人）：
对大道理，我懂得不多。但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钟启文是做善事，做好事。对民警的说法，我认为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既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归还失主的话，为啥还得让派出所转交呢？要知道他捡到的钱可能是别人急需的“救命钱”。
做好事可能会遭遇各种麻烦，但我们不能因此而退缩，甚至放弃做好事，否则大家的道德观念会越来越差。对那些说三道四的人，我只想说一句，难道雷锋做好事是为了得到回报？黄继光堵枪眼是为了当将军？
卢 明
（梧州市委党校副教授）：
钟启文做的是好事，传递的是一种正能量。他是个高尚的人，这与文化程度高低无关，与收入多寡无关。只要坚持自己的良心，完全不必理会旁人的议论和质疑。
目前梧州是一个开放的、积极向上而又多元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大部分人是向善的，心态是向上的。在这件事情中，或许提出分钱、质疑钟启文的人确实有，但我相信那只是少数。
梧州需要更多做好事的人，这样才能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氛围。
有人认为捡到钱财应求助警方。
记者手记：
好人应受尊敬
而不是怀疑
采访中，记者向21名来自各阶层的受访对象询问了同一个问题：怎么看待做好事却遭遇尴尬这件事？
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肯定钟启文的做法。还有受访者认为，钟启文安贫乐道，助人为乐，这种精神在现代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
为什么钟启文却因此遭遇尴尬？大部分受访者认为，诚信的缺失令人们彼此戒备，甚至导致一部分人以恶意去揣测别人做好事的动机，不相信还有不求回报助人为乐的行为。
确实，因为对他人缺乏信任，不少人做好事前会顾虑自己是否会惹上麻烦；另一方面，也很容易令人对自己的价值观产生怀疑，难以长久坚持做好事。
这同样说明，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但思想道德教育和诚信教育还未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在这方面，政府大可考虑健全助人为乐的激励机制，营造好人受羡慕、受尊敬的社会环境；发动公众、媒体合力弘扬正气，褒奖善举。只有这样，做好事的人才不会有顾虑，才能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风气。
能够在道德框架下解决的问题，又何必用冰冷的程序或法律破坏道德的柔情呢？社会道德和诚信体系的建设或许任重道远，但值得我们付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