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本书，要识穿其真面目很不容易。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的《放言》颇有意思：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月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虚未篡时；

倘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分其黑白判其忠奸，总比平时试玉考人难得多，需待时日观察考验。历史长河犹如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一切污泥浊水，逐渐现其原形。牟子与《牟子理惑》于两千年的历史风雨里，有人咀骂有人赞扬，是非功过任人评说，但透过层层迷雾，倒可识清《牟子》确是一部实在的古籍，同时也是一件值得研究的珍贵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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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牟子》本身说明中国佛教的初传，实况是先海路后陆路。

历代史书都根据最古的《牟子》载，佛教初传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明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论者谓此乃天竺的佛，于是遣使往大月支写佛经迎佛象，置于洛阳新建的白马寺。其实，《牟子》所载只是当时一种传说。两汉特别是新莽以后，中印交通主要靠海路并非陆路，到桓帝时远到大秦(罗马)遣使来中国也从日南进入。史家虽对《牟子》真伪说法不一，但都认为能于魏晋前苍梧出现此书，本身就说明佛教初传是由海而来。如梁启超在《佛教之初传人》(《饮冰室专集之52》)中说：“欧人分印度佛教为南北宗。吾国海运传南陆道传北，而南宗之来视北为早。”专攻岭南文史的罗香林居于抗日战争期间考察桂林摩崖佛像后，于香港出版专书，说西粤佛教自汉末至六朝却颇发达，至李唐尤盛，其早期佛教实自印度泛海传人故自成风气，其佛教艺术亦必自成系统，与中原或西北各区有殊。(见《唐代桂林的摩崖佛象》广西二图存复印本)。随着学者对《牟子》研究的深入，建国前术界出现不少新研究成果，如学者胡适的论文《从牟子理惑论推论佛教初入中国的史迹》、《从牟子的理惑论推论佛教从交州到长江流域的史迹》。

建国后特别是近三十年广西的出土更提供有力的实证。汉代古郡址梧州、贵港及合浦等地汉墓出土大批文物中，已有不少佛教饰物如狮子、莲花的琥珀、玛瑙等，其中尤以陶僧俑最为人注目。陶僧俑又叫胡俑，是随葬的奴隶形象物，高鼻深目，络腮胡子，颧骨突出，裸或半裸，跪坐或踞坐，以头托蚌或以手举钵，一看即知是南亚或西亚从海路来的苦行僧。下葬时间多为东汉中晚期。当时佛教传播尚无佛经佛象，更无佛塔佛寺，托钵为生的苦行僧就是传播的最早的载体。那时海路交通多从扶南经合浦进入交广通道。到水路枢纽苍梧后，再下南海或上长沙以达整个南方。

由《牟子》引征我国最早佛传海道的存在，不但改变了传统的佛教史说法，而且为中国文化史及中外交往史提供新的课题。佛教，起源于印度，发展在中国，许多宗教原理形成于中国，并影响及于东亚东南亚诸国，这些都同佛传的海路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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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牟子》与现存史籍互订，可补正汉末岭南区域史。

岭南向称边远蛮荒，汉魏时的正史对它基本缺载。东汉末天下大乱史料更多散失。目前见到的只在几篇人物传中稍为涉及的一星半点。《后汉书》成于东汉后二百年的南朝刘宋，《三国志》陈寿记得更异常简单。过去讲述岭南这一段历史，未免不少偏颇，《牟子》今经多方研究属东汉末撰作，成书比魏晋后写的正史早，保存着一些珍贵史料，可补史之缺纠史之偏。

①东汉末的苍梧是中国少有的学术自由之地，也是中外文化思潮相互拼击的漩涡。过去只知道苍梧为汉代岭南的政治中心，汉武帝平南越于岭南设九郡(后改为七郡含今越南地三郡)，交趾刺史部的刺史就长驻苍梧。这里有水路经灵渠联系珠江及长江水系，其南直达交趾日南通印度海道，五方杂处交通频仍。中原文化与南越文化早在此交流，而形成了融合性大进取性强的地方精神。先是广信县陈钦陈元三代的古文经学《左氏春秋》轰动京师，随后出现苍梧豪强士族相连数代驰名南方的合古今文的通学。到了东汉末，按照《牟子》所载中原地区刀光剑影无处净土，“独交州差安”(牟子语)，“中原士人来避难者以百计”(《三国志·士燮传》)。本来，东汉时苍梧郡儒学的兴盛于岭南算是首屈一指的，到东汉末不算南来避乱的名士，本籍名士就有从京回乡躲难的土壹，南宋苍梧讲学授徒数百的大僧刘熙。道家的思想于东汉末的苍梧也很昌盛，牟子说：“地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但也有修身保真崇尚无为的道学，如太守刘曜。除了儒道二教，苍梧一带还从海路沿交趾合浦传进了佛教，苦行僧在东汉中期就成批作为奴隶传人，到东汉末汉族也出现沙门，甚至官府也出现敬佛现象，建安初的刺史张津就是著帕头读道书的人物，帕头乃当时沙门的标志。值得注意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新来的海外文化汇集在一起，必然相互碰撞和斗争，使社会比较安定而文化底蕴又比较丰厚的苍梧，形成自由开放的学术讨论热潮。牟子本身的学习和论辨就是这段历史的反映。

②细读史籍，属辞比事，足证《牟子》书之非伪。细研《牟子》也发潜阐幽，纠史籍之错漏。

经几十年考证，《牟子》所谈及的时、地、人、事，都在史籍中找到实证，若后人伪造断无此能事。同样，将《牟子》当史书读，再联系有关史籍，也可纠正以往正史的漏误。过去对岭南东汉末的历史，多根据《三国志·薛综传》中薛综给孙权的疏书定调，如交趾刺史朱符、交州牧张津，薛综基本给予否定。考朱符乃牟子序传中记曾赏识牟子的人物，清万斯同《三国汉季方镇年表》列，朱符于中平六年(189)至兴平二年(195)任交趾刺史，讲州牧是太守撰传时的回叙。其再前一任的交趾刺史朱俊，光和年间奉旨于本郡(会稽)简募家兵及所调合五千人，施计进入交趾，先震慑原交趾太守无力制服的夷贼，斩其首要梁龙，招降数万人。随即调回京师，拜右中郎将，封西乡侯，任至太尉，最后愤死于长安贼乱中。据诸史考之，朱符当是忠臣朱俊子，与豫章太守朱皓为亲兄弟(见袁宏《后汉纪》、范哗《后汉书》及陈寿《三国志》)。朱符之当上交趾刺史，当是朱俊封侯后依汉制的推举，故朱俊回京时留下的家兵由他带领。薛综却说他“以乡人刘彦之徒分作长吏，侵虐百姓至百姓怨叛”，实属捏造。朱符所领的家兵乃奉诏建立的。他哥哥朱皓本也是很有才行的好官，于纷乱中为阴谋家陷害诱杀，朱符闻讯欲派家兵前往讨伐，这在当时并非坏事。至于张津，薛综的讲法也很片面。张津原是有名京官，许靖(蜀国太傅)给曹操的信云：“又张子云(即张津，南阳人)昔在京师，志匡王室，今虽临荒域，不得参与本朝，亦国家之藩镇，足下之外援也。”(《后汉书·许靖传》)建安初，本事不大野心极大的刘表当了荆州刺史后，想独霸长沙数郡并染指岭南，当时长沙太守张羡，是张津乡友，甚得江湘间人心，刘表偏要消灭他，困了他一年多，待张羡死后才能平定。于这期间张津帮张羡抗击刘表，并无很大过错。《三国志·士燮传》只云：“津后又为其将区景所杀。”区景此人早为刘表的亲信吴巨所收买，而薛综反说是张津之过致自遭杀没，这怎能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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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牟子的最大历史功绩，是使海路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于交流中融合，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

翻读世界历史，所有文明古国唯独中华民族的文明能一直延续至今，并始终保持青春活力，原因之一就是在历史风雨中不故步自封，能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丰富和发展原有的传统文化。牟子事迹就给人以启发。

牟子先习儒学再学道学，又在交趾研究佛学。身处学术自由的苍梧，牟子深懂经学的守旧与方术的荒诞亟待改革，而刚来的佛教依附于黄老也将失去活力，遂挺身而出用尽平生心力，在激烈论辩中撰出《理惑论》，成为我国第一位将外来文化融人传统文化的“吃螃蟹”的人，为佛教流传于中国和实行中国化作出较有成效的贡献。

对待外来文化车子不是简单的“拿来”“照抄”，而是在哲学思想上选取共同点进行融合。他一方面对传统文化不抱残守旧，说：“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君子博取众善以辅其身。”另一方面对外来文化他不排斥拒阻，说：“不可以所习为重，所希为轻，惑于外类，失于中情。”他把“佛”同“道”联起来，佛之言觉犹道之导致无为，说：“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他引儒家道家的论点，都是为了弘扬佛法。研究中国佛教史卓有成就的汤用彤教授说：“汉代佛教，附庸方术，魏晋释子，雅尚老庄。牟子恰为过渡时代之人物，则牟子《理惑论》者，为中国佛教史上重要之一页也。”(见《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