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宰相韩琦和欧阳修一批重臣的力荐之下，仁宗皇帝重读契嵩上呈的书和信。当读到“谋道不谋身，为法不为名”的时候，龙颜大悦，赞叹了很久。仁宗皇帝对近身内侍说：“契嵩为佛道真僧人也！”皇帝拿起开封府知府王侍读的奏折细看，内称：

  臣今有杭州灵隐寺僧契嵩，经臣陈状，称禅门传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门浅学各执传记，古今多有争竞。因讨论大藏论，备得禅门祖宗所出本末，因删繁撮要，撰成传法正宗记一十二卷，并画祖图一面，以正传纪谬误。并旧著辅教编印本一部三册，上陛下书一封。并不求恩泽，乞臣缴进。臣于释教粗曾留心，观其笔削著述，固非臆说，颇亦精微。陛下万机之暇深得法乐，愿赐圣览。如有可采，乞降付中书看详，特予编入大藏目录，取进止。

皇帝看完王侍读所奏，在奏折中批下：“准。编入大藏目录。”下诏将契嵩上报的几部书交付传法收入藏，把契嵩认定的佛教禅宗三十三代祖收入大藏内，作为禅门法理。同时，赐给契嵩一套“紫方袍”和命名“明教大师”的称号。所以要命名契嵩为“明教大师”,因为他把佛教历史圆满阐明。

宰相韩琦在皇帝批示奏折恩准下，又发出《中书扎子许收入大藏》令内容如下：

权知开封府王素奏,杭州灵隐寺契嵩,撰成传法正宗并画图,乞编入大藏目录。取进止。

辅教编三册(此是中书重批者,盖降扎子数日,又奉圣旨,更与辅教总入藏批此)

右奉圣旨,正宗记一十二卷,宜令传法院于藏经内收。附札付传法院。准此！

嘉佑七年三月十七日(宰相押字)

契嵩为了表示谦让，两次上表辞谢所赐称号，并呈上交皇帝所赐黄牒。两次呈辞皇帝都不准。最后一次呈辞被退回后，宰相韩琦奉皇帝圣命，下达《中书扎子不许辞让师号》令：

杭州灵隐寺永安兰若赐紫沙门契嵩状。今月二十二日，伏蒙，颁赐明教大师号敕牒一道。伏念，契嵩比以本教宗祖不明法道衰微，不自度量，辄著传法正宗记辅教编等上进，乞赐编入大藏。惟欲扶持其教法。今沐圣朝，特有此旌赐，不唯非其素望，亦乃道德虚薄，实不胜任。不放当受黄牒一道，随状缴纳申闻事。

右札付左街僧录司告示,不讦更辞让。准此。

嘉佑七年四月五日(宰相押字)

朝廷不准契嵩辞让“明教大师”封号，并退回所赐黄牒。自此，契嵩的声望大为提高，他的名字立刻传遍了京师，传遍了大江南北。默默无闻的山中沙门，一跃变成深受朝野推崇和钦羡当时文坛的一代高僧。契嵩过去久居山中,并不了解仁宗皇帝对佛教的信仰程度,尤其不知道仁宗皇帝的为人和脾性。如果仁宗皇帝是个喜怒无常的君主，又偏听欧阳修等大臣的排佛言论，那么，无论契嵩在两封信中如何字斟句酌，委婉陈词，也会难免一死。这一点，契嵩心中早有准备，他这种勇敢的举动，在中国佛教史上是罕见的。然而契嵩冒死陈词这一招，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得到仁宗皇帝的赏识，不但不杀他，并且褒奖有嘉，从而坚定仁宗皇帝对佛教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