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才培养方面，人才盛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区域文化面貌，广东人才在古代固然比较单薄，所以近人梁启超说：“广东一地，在中国史上可谓无丝毫之价值者也，自百年以前，未GFED2出一非常之人物，可以为一国之轻重”　　　。试比照汉代西江人物，此语似过于偏激。中山大学张荣芳敎授等人，根据诸史记载，对汉代苍梧郡人才作了分类阐述。他们可分为行孝之士、忠烈之士、政治人才、军事人才和学术人才，凡五类。他们或以忠孝节义闻名，或以政绩昭着见称，或以武功定国安邦，或以学术立言传世，都在各自领域里有所建树。这种人才鼎盛局面，是文化敎育发展成果，但离不开当地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繁荣的经济基础。

    在学术文化方面，由于苍梧郡敎育兴盛，人才荟萃，自带来学术繁荣，那些由于不同原因聚集苍梧的各类人士，除了敎授生徒，则或相互争鸣，各不相让，把问题引向深入；或著书立说，一时形成浓厚的学术争鸣气氛，对宣传儒家礼制文化，移风易俗，改变当地“不知礼则”、“不娴典训”局面功不可没。据诸史统计两汉南下苍梧及当地学者撰写的学术论着不下21种。比较重要的有陈钦《陈氏春秋》、陈元《左氏同异》、士燮《春秋经注》、虞翻《论语注》等。尤以陈钦、陈元父子影响最大，成为左氏春秋学在岭南重要学派，在汉代全国学术论坛上占有重要一席地，也是西江文化的特殊光荣。故本世纪我国学术界在总结汉代岭南学术文化论着中，高度评价这些学者的学术成就。民族学家徐松石先生说：“岭南经学，实以二陈（即陈钦、陈元）为始”。中山大学历史学家罗香林敎授则更明确地肯定：扼西江要冲的苍梧，遂成为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中心。现在的广东封川就是汉代交州刺史的驻地及苍梧郡治的广信。当时的珠江三角洲，虽然也有相当的学术成就，但可以代表广东学术思想的，还是西江中部的几个学者。……这是广东学风的重要先河，有相当的引导作用。这也是西江文化在两汉成熟、兴盛的表现。唯其如此，西江文化得以成为一种时代先进地域文化，跻进全国文化先进地区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