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佩服清康熙时的苍梧知县刘以贵的眼光。他在风景秀美的茶山（即现在的北山）之麓，发现：“茶山脉发桂林，背负城，面枕江”，于是，“余以其地势亢爽，为置书院造土”。

    后来的梧州知府李世孝站在这个地方，也产生这样的感慨：“梧治近控三江，遥联五岭，桂水绕其前，大云（今白云山）峙其左，壮哉，一大都会也。”这地方确是块风水宝地，聚山川之灵气，得两粤之人和，致使清康熙年间创建的传经书院生存了二百多年，直到清朝被推翻，才结束它的历史生命。

    中国读书人有“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情怀，而读书人出身的地方官们往往把办书院、讲学作为实现自己“兼济”理想的重要途径。于是，苍梧知县刘以贵于康熙三十五年（公元１６９６年）创建“有堂，有阁，有斋舍，有庖湢（浴室）”的“茶山书院”，“既成，购书籍授诸生”。

    以后，康熙四十六年（公元１７０７年），知府李亨时在书院建缁林阁；康熙四十九年（公元１７１０年），知府李世孝捐资建文昌阁、魁星楼、讲堂学舍，后来又捐资在藤县置田地千亩以收租息供书院士子费用。雍正三年（公元１７２５年），知府徐嘉宾捐俸修葺书院并请巡抚李绂给书院题名“传经”。雍正十二年（公元１７３４年），知府徐德秩在传经书院建学舍３０余间。在这些读书人出身的地方官员的接力赛中，传经书院终于形成了颇为庞大的规模与格局。

    至于传经书院所传之“经”，当然是正宗儒家之经典，教授的是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本事和科举应试的技能，培养的是维持中央王朝统治的文化精英，延请的是名儒讲学，营造的是活跃的学术氛围。书院的教育方式是卓有成效的，明清两个朝代的科举考试，钦取进士，广西籍有１６６名，其中苍梧籍（含梧州市）３７名，占广西录取名额的２２．２８％。

    我无法详细地了解到有多少名儒曾到过梧州的书院讲学并留下他们的学术主张和思想精华。但我确知明朝时中国的一代文化宗师王阳明不但在梧州书院讲学，而且还为梧州建立了一个叫“尊经阁”的藏书楼。而清朝到梧州书院讲学的大师最著名的便是康有为，而他在光绪二十二年（公元１８９６年）到梧州传经书院讲的不是儒家之经典，而是宣传变法维新的主张。

    更为有趣的是，光绪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３年），胡汉民在梧州当教员时，曾兼任传经书院所办师范讲习社负责人，因在教学中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被知府程道源逼迫辞职返粤，因而引起学潮。

    学生派代表向两广总督岑春煊控告，岑春煊给予程道源以记大过处分。书院本是为巩固大清帝制培养高级人才而建，岂知竟成了推翻帝制的思想策源地，这是创办书院的清朝官员们始料不及的。虽然传经书院已与大清帝制一起同归于尽了，然而，在书院的旧址上却产生了新式学校，传授的是新文化、新思想，一直延续至今。

    在校园回荡着的琅琅读书声中，我分明感觉到传经书院涅槃后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