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明清三代的贡茶与唐宋相比，在数量、质量及贡茶制度上，都呈平淡之势。这主要是因为元代统治者的民族性，生活习惯乃至茶类的变化等原因，使贡茶的封建礼制性质及唐宋形制规模遭到较大的冲击。

    元朝贡焙，保留着部分宋朝的遗址，其中包括御茶园和官焙。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在武夷山创建茶场，称“御茶园”，专制贡茶。据董志《武夷山志》(道光丙午年重刊)载:“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浙江行省平章高兴过武夷，制石乳数斤入献。十九年(公元1282年)，乃令县官莅之，岁贡二十斤，采摘户凡八十。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与之子久住，为郡武路总管，就近至武夷督造贡茶,明年创焙局,称为‘御茶园’。……设场官二员，领其事。后岁额浸广，增户至二百五十，茶三百六十斤。制龙团五千饼。泰定五年(公元1328年)，崇安令张瑞本，于园之左右各建一场，扁曰‘茶场’。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建宁总管暗都刺于通仙井畔，筑台高五尺，方一丈六尺,名曰‘喊山台’,其上为‘喊泉亭’,因称井为‘呼来泉’。‘喊山’者，每当仲春惊蛰日，县官诣茶场致祭，隸卒鸣金击鼓，同声喊曰:‘茶芽发’,而井水渐满，造茶毕，水遂浑涸。迨至正末年(公元1368年)，贡额凡九百九十斤。”

    ◆ 明代贡茶

    明代初期，贡焙仍因元制，到了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九月，朱元璋有感于茶农的不堪重负和团饼贡茶的制作、品饮的繁琐，因此，下了一道诏书，诏曰:“洪武二十四年九月，诏建宁岁贡上供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以进，有司勿与。天下茶额惟建宁为上，其品有四:探春、先春、次春、紫笋，置茶户五百，免其徭役。上闻有司遣人督迫纳贿，故有是命”。

    《武夷山志》载:“至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诏天下产茶之地，岁有定额，以建宁为上，听茶户采进，勿预有司。茶名有四:探春、先春、次春、紫笋。不得碾揉为大小龙团，然而祀典贡额，犹为故也。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建宁太守钺嶫，因本山茶枯,令岁编茶夫银二百两赍府，造办解京，御茶改贡延平。自此罢茶场，而崇民得以少息，园寻废。”

    此后，明代贡茶正式革除团饼，采用散茶。但是，明代贡茶征收中，各地官吏层层加码，数量大大超过预额，给茶农造成极大的负担。根据《明史·食货志》载，明太祖时(1368-1398年)，建宁贡茶一千六百余斤，到隆庆(1567-1572)初，增到二千三百斤。

    对明代贡茶的弊端，明孝宗弘治(1488[1505年)间，有个叫曹琥的进士,大胆向朝廷奏了一本，其名叫《请革芽茶疏》。文中对当时的贡茶引起的恶果，作了深刻揭露。“疏”文中说:

    “臣查得本府额贡芽茶，岁不过二十斤，迩年以来，额贡之外，有宁王府之贡，有镇守太监之贡。是二贡者，有芽茶之征，有细茶之征。始于方春，迄于首夏，官校临门，急如星火，农夫蚕妇，各失其业，夺走山谷，以应诛求者，相对而泣，因怨而怒，殆有不可胜言者。如镇守之贡，岁办千有余斤，不知实贡朝廷者几何。……臣不容不为陛下悉数之。方春之时，正值耕蚕，而男妇废业，无以卒岁，此其为害一也。二麦未登，民艰于食，旦旦而促之，民不聊生，此其为害二也。及归之官，又拣择去取，十不中一，遂使射利之家，先期采集，坐索高价，此其为害三也。亦或采取过时，括市殆尽，取无所应，计无所出，则又科剑财物，买求官校，百计营求，此其为害四也。官校乘机私买货卖，遂使朝夕盐米之小民，相戒而不敢入市，此其为害五也。凡此五不韪者，皆切民之深患，致祸之本源，今若不言，后当有悔，……”。

    ◆ 清代贡茶

    到了清代，贡茶产地已不局限于以某一地区为重心，凡佳皆进。有些地方名茶，因一次进贡而享尽殊荣，如清圣祖康熙皇帝在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南巡江苏太湖时，巡抚宋荦购到朱正元独制的品质最好的“吓杀人香”茶进贡，康熙饮后，认为茶极好，但名字欠雅，因而赐名为“碧螺春”。自此，“碧螺春”名震四方，作为贡品，年年进朝。再如清高宗乾隆皇帝在乾隆十六年南巡徽州时，当地老竹庙大方和尚进献了一种自己创造的茶，乾隆一高兴，便赐名为“大方”，后来，老竹大方即为安徽必贡之茶。

    元、明、清贡茶，与唐宋时期相比，具有征贡区域宽，新产品多，随机性强的特点，同时，贡茶的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贡茶已不单纯是作为皇室饮品的特供物品，而已具有一种很强的政府向地方征收的实物税的性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