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振麟母女俩缝制了梧州第一面五星红旗；黄振麟的家是中共梧州地下党活动的工作站，隐匿着地下党领导人；1949年初，她从香港回到梧州，和梧州其他地下党员一起与国民党反动势力斗智斗勇”

　黄振麟近照。 陈疌／摄

 1949年，解放全中国的烽火在神州大地上熊熊燃烧。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响应着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奋勇投身到建国大业中去。

    1949年的梧州，也有这样一批年轻人，他们在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下，冒着危险参加了革命。他们满怀激情迎接解放大军；他们互相勉励，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党的政策和进步思想；他们机智勇敢，巧妙地收集情报信息；他们坚强不屈，与国民党的反动势力进行着顽强的抗争……他们用青春与热血见证着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报纸报道梧州解放的新闻。

    1949年11月25日这一天，对于很多在梧州参加革命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而言并不陌生。“那一天，梧州和平解放。全城不发一枪，不死一人。梧州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原梧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黄振麟讲起这段往事，语调平和。随着她的忆述，解放前夕的梧州景象仿佛重现眼前。

    设立情报站 与敌较量

    1949年初的梧州西竺小学颇为不平静，梧州地下党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在此暗中较量，一股紧张气氛笼罩着这里。其时，共产党员黄振麟从香港回到梧州，通过其父———梧州洪帮首领黄天泽的关系，进入西竺小学当教导主任，并开展秘密的地下斗争工作。

    “西竺小学其实是地下党设立的一个情报通讯站。我们正是通过这个阵地，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宣传进步思想，并与其他地下党员暗中进行联络。”据黄振麟回忆，她将早已潜伏在西竺小学工人夜校教师、共产党员莫仪萱转为正式教师，聘请了共产党员郭秀清入校任教，加强党组织在西竺园佛堂的力量，并在西竺小学内顺利地开展地下工作。

    黄振麟说，“我们向僧尼和在校师生宣传进步思想，还在教师中发展团员，八成教师都加入了地下团。随着力量的壮大，我们也与国民党伪县政府公安局、教育局，以及国民党党报《钟声报》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

    当时，黄振麟还利用素食苑的“意见箱”传递情报，使许多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躲过了大搜捕，及时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炸毁梧州水厂、电厂等阴谋。

    派发传单 稳定人心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接二连三传到梧州。由于国民党方面的欺骗宣传，很多群众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产生了诸如“还能做生意吗”、“是否会共产共妻”等各种疑问。留在城里抑或回乡，很多人都不知应何去何从。

    “中共梧州城工委决定散发由毛泽东、朱德共同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警告梧州特务分子书》等传单。”黄振麟还清晰地记得散发传单当晚的情形。

    那天晚上7时，华灯初上，大部分人刚吃完饭，所有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在规定时间统一分街道、分地段将传单送到商行和居民家里。“大家的速度都很快，我基本上5分钟就已经将手上的传单送完。”黄振麟说道。

    当晚，黄振麟身着旗袍，脚穿高跟鞋，挂着高级皮手袋，涂脂抹粉，一派大户小姐的打扮，在人群中穿插，先后在大南路、大东酒家门前、大中路的广西银行门口一带发出三批传单。

    这时，潜伏在国民党苍梧县政府当机要秘书的民盟成员黄半文，把所有特工军警集中起来，宣布发现共产党散发传单，布置搜捕，以此故意拖延时间。“当晚7时半，全城开始戒严。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迅速完成了任务。国民党出动军警搜捕，结果扑了个空。”回忆起这段的小插曲，黄振麟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1949年11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梧州挺进，梧州城工委立即散发了中共广西省委的《告广西人民书》，号召全市人民紧急行动起来，积极配合，支援野战军作战，彻底消灭残敌，肃清匪特，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号召国民党政府机关的职员，站到人民当中来，保管好文件档案和公共财物，等待人民政府接管；警告国民党的军官，必须当机立断，迅速投向人民，立功赎罪。

    在此期间，梧州圣心小学的党员苏金泉、邓克凡等人，运用文艺形式如成立白云剧艺社，演出《白雪公主》，出版《现代儿童报》等，宣传党的政策和进步思想。与此同时，地下党员也在西竺小学向广大师生宣传党的政策，教学生唱进步歌曲，稳定了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