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人口必然是向大城市集中，而大城市就业机会多，是由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投入集中在大城市所导致的，再加上大城市在公共服务提供上是将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排斥在外的，低收入阶层无法在大城市安家落户，不得不成为人口候鸟，春节来临了他们就只能回到他们边远的故乡，形成了春运期间人口流动的短时期内的集中爆发。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春运季节，所有的火车站都挤满了异乡的游子，但一票难求的局面在今年并无改观。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张五常教授的粉丝团又年复一年地粉墨登场了，只不过今年的舞台更“后现代”一些，但台词一句没变，他们在微博、在CCTV的对话节目不断以“经济学”的名义呼吁，火车票应该涨价。

    他们的分析是这样的：火车站人满为患表明车票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会有很多人愿意出高价买票，如果能在窗口买到票，就意味着获得了一笔收益，买到票的人可以通过高价转让车票实现这笔收益；而为了获得这笔收益，既便是无回家需求的人也会来参与购票，因为他们可以转手赚钱；比如票价是100元、转手价是200元，买到票就可以赚进100元，为了赚到这笔钱，大家就会来抢购票，于是产生了排队，而排队是要付出时间和承受痛苦感受的，时间是可以用来工作挣钱的，痛苦的感受也是一种代价，每个人愿意为此支付的代价是100元，时间价值越不值钱的人愿意支付的排队的时间会更长，这样事实上是以排队的形式来竞争这100元的收益，最终每个买到票的人其实都必须支付100元的排队成本；这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的道理。价格控制一定是无效的，人为制定低票价的目的是为了让低收入群体能买到廉价票，但这一目的并不可能实现，对民工来说，排队买低价票和把排队的时间省下来打工挣钱买高价票的效果是一样的，于是不如干脆随行就市涨价排队是一种无效的消耗，省却排队的时间用来打工挣钱，还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

    我同意，这个分析是完全成立的，尽管这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分析。但我仍然不同意涨价论。分析至此，是没有考虑收入约束的，以及没有考虑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性。事实上有很多人是找不到工作的，或者劳动的时间价值极低。对于最贫穷的人来说，如果票价涨上去，是可能涨过他们的绝对购买能力的。比如均衡票价是500元，制定的价格是200元，对一个只有200元可用财力的长期失业人员来说，他可以通过长时间的排队忍受痛苦来买到票，而票价一涨，他却并不能通过打工挣钱买到票。在中国，火车票并不只是一个经济分析问题，而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是中国人不可改变的偏好，政策目的必须在这个给定的偏好之下来制定，即火车票定价必须是以满足所有人回家过年为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需要让经济能力最差的人率先得到车票，这部分群体由于受到收入约束，可选择的回家方式最少，只能是通过经济代价低廉的方式回家。而对高收入阶层来说，可以选择如包车、乘飞机等多种回家方式。故而，只要低收入群体拿到了票，春运的政策目的就实现了，而低票价是可以实现这个目的的。经济分析是一种事实分析，并不能取代政策目的。当然，如果张五常的粉丝团认为回家过年这个偏好可以不被尊重，没钱的人就不应该回家过年，那么我就同意他们的主张：涨价。

    再有一点就是，由于回家过年是一个强约束，对于高收入阶层来说，车票的价格弹性极低，放开票价，票价可能会涨到极高的水平，这对于铁路方来说，维持运力不变、甚至降低运力，可能会获益更多。故票价自由浮动可能不利于激励铁路方面来改善运力和管理。

    试图通过提高运力来解决春运难题也是不可能的，铁路方面不可能以春运需求来设计运力，而在平时则严重闲置。在今天中国的现实之下，最彻底的办法是消解需求。为什么人口在春节期间就要大范围流动呢？这是由中国人口的不均衡流动造成的。目前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人口必然是向大城市集中，而大城市就业机会多，是由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投入集中在大城市所导致的，再加上大城市在公共服务提供上是将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排斥在外的，低收入阶层无法在大城市安家落户，不得不成为人口候鸟，春节来临了他们就只能回到他们边远的故乡，形成了春运期间人口流动的短时期内的集中爆发。故在人口均等化流动之前，春运难题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我曾在《南方都市报》2010年10月20日个论版撰文《用蒂伯特机制来引导人口均匀流动》指出，只有建立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竞争机制，人口单向地向大城市流入的局面才能够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

    至于张五常的粉丝团们指出的，低票价催生了黄牛这一问题，在我看来无讨论的必要。对于铁路方面内部腐败导致的黄牛，须通过加紧管理来解决，而排队的市场化黄牛，则不足为虑。

    (作者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