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冬,广西学生军在梧州街头进行抗战宣传。(资料图片)
抗日战争期间成立的广西学生军,由于共产党员在里面起领导作用,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团结广大爱国青年,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对推动广西的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当时学生军有5000人,分为三团,遍布广西全省。1939年4月,到梧州工作的是二团一大队一中队共计140人,其中女生队16人。1939年10月间,学生军三个团合并为两个团,原在广东怀集、信都工作的第一团第十一中队开到梧州,归入一中队建制,在梧的学生军人数增加。到梧州工作的学生军中队部设在南环路杏花楼旧址(今邮政局南环路营业处)。
从离开到重返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日寇的侵略矛头直指滇桂国际交通线,广西告急。桂系领导人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保地盘,在全省范围内发出布告,大量招收青年和在校学生参加学生军。
由于日机对梧州疯狂轰炸,梧州市区大部分被毁,我当时就读的梧州高中校舍也被炸毁。1938年下旬,梧高迁到藤县太平圩上课。那时,在校的进步同学如丘文惠、吴家宜,黄廷机、袁承洋、张希和等号召我们投考学生军,一时间在学生中掀起报名高潮。全校300多名学生,报名投考的就超过200人,我所在的第十四班,全班42人仅有4人没有报名。
1938年10月底放榜后,被录取的同学一起集队步行至荔浦编队集训。12月,我们又步行到桂林集中训练了一个月。那时,日机天天轰炸桂林,日军又步步进逼,形势紧张。学生军总司令部于1939年2月迁至贵县南山,命令“学生军各团即刻出发到指定地点(一团集中平乐,二团到桂平,三团到宾阳),集中训练一个月后即全面铺开工作”。梧州来的学生大多编在二团一大队一中队,在桂平的浔旺圩集训一个月,主要是学习如何宣传、组织群众参加救亡运动,结束后即分散到桂东南各县。1939年4月,学生军二团一大队一中队暨女生队的一个班到了梧州。相隔五个多月,我们又回到曾经离开的梧州。
大水牛成了慰问品
那时候我们从桂平浔旺出发,步行经木乐入平南到大安,再到藤县,在藤县搭船下梧州,沿途都进行宣传活动。
我们到达梧州那天,梧州大街小巷贴满了“欢迎广西学生军”的标语,街道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各界群众代表集合在大南码头热烈欢迎我们。我们穿着整洁的军装,背着步枪、弹药、背包,腰际还扣着两颗手榴弹,唱着洪亮的抗日歌曲,高呼着抗日口号,踏着整齐的步伐通过欢迎的“人墙”。群众扶老携幼,频频向我们鼓掌、招手致意。
我们到达驻地——南环路杏花楼,同学们卸了武器、背包,热情的群众还舍不得离开,有些人向我们讯问抗战形势,孩子们扯着女兵的衣衫要她们教唱歌……
这时,江防司令部派人牵来一头大水牛,说是给我们的慰品品,这更引来了路人的围观。司令部的代表称,他们的官兵是从江苏江阴要塞炮台撤退后到梧州驻防。看到学生军的抗日救国行动,他们表示敬佩。打倒日寇,救亡图存,是大家共同的目标,愿大家共同携起手来,并肩作战,现特送上水牛一头,聊表慰问之意。我们的中队长卓勋代表全队作了答谢。
“放下你的鞭子!”
第二天一早,队部召开了班长和骨干会议,很快就订出工作具体方案。这样,我们在梧州的工作就全面铺开了。
一中队上尉中队长卓勋曾参加过李济深、蔡廷锴组织的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逃来广西,桂系为了反蒋收容了他,将其安置到学生军中来,他对抗日建国十大纲领能够接受,对我们要求民主也表示同情,工作也很热情。中队政治指导员陈情是从中学教师调来的,没有什么政治背景。此外,一分队队长是军校毕业生,工作积极,思想较进步;二分队队长是三青团员,是二团团长肖光保(特务)的人;三分队队长行伍出身,为人正直。从这些人事安排上看,反动势力在一中队领导层中处于劣势。而学生军成员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思想觉悟高,加上共产党员正确运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团结了大多数进步人士,这给一中队顺利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几天来,梧州大街小巷的空墙上写满了抗日标语,画上了抗战漫画,张贴了壁报。在主要的街道上,市民群众经常围拢来听我们演讲、唱歌,看我们表演的街头剧、活报剧。有一天,南环路南华酒店(今大东酒家)门前来了卖艺的一老一少。一阵锣鼓响后,马上围拢了一大圈观众,老头表演了刀剑武术。接着,轮到少女演唱,她唱了《凤阳花鼓》和东北小调,又唱了《流亡三部曲》,唱到悲惨处泣不成声。老头见状,怒气冲冲地举起鞭子抽打她。这情景激怒了观众,大伙一拥而上将老头团团围住,并把鞭子抢了过去,大骂老头不该虐待小姑娘,有些人还要揍他。待扮演观众的演员上场制止和说明后,大家才知道这是学生军在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这是一次献金义演,博得了观众们的喝彩,观众们纷纷解囊捐献。
此外,我们经常到街头演唱《铁蹄下的歌女》、《黄河大合唱》等歌曲,唤起人们爱祖国、爱家乡的激情。我们还演唱过不少粤曲选段,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老婆婆捐出“棺材本”
在抗战中,为了从精神上、物质上支援前线,在梧州的学生军曾多次组织或参加全市性的献金、义卖活动。
在南环路、五坊路等主要街道,我们都搭过献金台,通过宣传劝导过往行人献金,很多群众都上台捐献。有一次,一个小孩扶着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婆婆上台捐献,她巍颤颤地将多年储存的“棺材本”10多枚银圆,小心地从一块破布中剥露出来,逐一投下献金箱去。
我们参加规模最大的一次献金活动是游行献金。当时号召了梧州的各界人士共同参加,学生军走在前头,8个人举一幅4米宽的大国旗,以便群众将钱投到里面去。队伍沿着市区各主要马路前进,口号声、歌唱声,此起彼伏,群情激昂,两旁围观的人纷纷把铜圆、银圆、钞票投落旗面。队伍走到南华酒店门前,活动到达高潮,不但路旁的行人争相捐献,在楼上看热闹的男女老少也纷纷地把钞票、金银、首饰、手表等物品投落旗面。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的歌声响彻街头巷尾。
由中小学生组织的义卖小旗、小花活动,学生军也积极参加。我们3人或5人作为一个小组,深入到各街道、店铺、机关去义卖。对于这些义卖活动,不少市民群众也乐意慷慨解囊,有个女同学的一朵小花竟卖了500元。由此可以看出,梧州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情是多么高涨!
每周举办“抗日问题讲座”
抗战时期,梧州各群众团体、工厂学校、机关单位,乃至个人,都纷纷赠送锦旗给学生军,以作鼓励,我们统计过有300多面。但我们没有满足于接受各界群众的献旗,我们每周在班内部都开生活检讨会,过民主生活,以及时发现和改正存在的问题。后来,队部会议又决定,在南环路一间闲置的商铺开设“抗日问题讲座”,每周举办一次。
为了吸引群众来听讲,中队政治指导员陈情建议把讲座现场布置得醒目一些,讲题也要定得新颖一些。我记得第一次讲座的题目是《汪精卫的肉卖多少钱一斤了》,这标题很新颖,我们除了在讲堂门口张贴海报,还做了几份海报张贴到街上去。果然,那天晚上来了不少听众。那时候没有麦克风,讲演的人要尽量把嗓音提高,才能使全室的人听到。这次讲座的主讲人是我。我从“汪精卫面皮厚,胡须一尺九寸长”这一丑化的形象开始讲起,指出汪精卫是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大汉奸,是我国当前投降倒退的政治逆流的总根子。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他们逃脱不了覆灭的可耻下场。我的演讲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以后,我们还多次举行了这样的讲座,主讲人有陈情、李宣文、薛剑文、麦嘉、麦正球等,他们定的讲题也很新颖、很吸引人。
别开生面的水上游行
梧州,三江总汇,素有“水上门户”之称。当时,全市有五分之一的人口住在河边小艇上。这些人大部分以捕鱼为生,也有的上岸做散工,要对这一部分人开展抗日宣传工作,需要我们花更多的心思。
平时,我们也到江上做宣传工作,但由于这些水上人家流动性大,而且生活穷困,经常受到歧视,因此对我们派去的同学也不愿多接触,我们难以有效地开展宣传工作。于是,我们决定举办一次别开生面的水上游行。
经过10多天的动员、组织,我们发动了大大小小的轮船、花尾渡、舢板共300余艘参加。轮船、花尾渡的船员和工人很热心支持我们搞水上游行,而住家小艇则要逐户逐船去访问,做这些水上人家的思想工作。同学们的深入工作,最终感动了这些水上人家,他们都表示愿意参加活动。游行举办那一天,所有船只都插上彩旗,大船上更是张灯结彩,锣鼓喧天,整个河面顿时沸腾起来了。
游行开始,参加的船只从抚河的三棵树(现桂江造船厂所在地)出发,浩浩荡荡地沿西江直奔关底(现大东下路对出河面)。同学们分批在各轮船、舢板上高唱抗战歌曲,高呼抗战口号,一时间,江面上汽笛齐鸣,鞭炮声声。岸边也是人山人海,人们纷纷鼓掌欢呼响应,抗日救国的气氛弥漫了整个山城。
来自内部的斗争
为了把抗日救亡的种子播撒到农村地区,我们中队在梧州集中工作了两个月后,除二分队继续留梧州外,三分队前往戎圩,一分队前往夏郢,他们分别按照农村乡镇的特点,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正当许多同学在外艰苦奋战时,我们学生军内部却出现了斗争,三分队分队长朴万庆要枪毙班长江滨。
原来,特务分子江滨给二团团长肖光保写了一封告密信,说分队长给斯派(指共产党)包围了,听从斯派的话,不支持他,使他的工作(指特务工作)不能开展。此事被张攀桂(共产党员)发现了,向朴万庆进行了报告。朴万庆发火了,要枪毙江滨,但被同学们阻拦了下来。
张攀桂派人立即通知中队部,队部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处理此事。会议由中队长卓勋主持,中队指导员陈情,二分队长许××和生活委员会主任丘文惠参加。丘文惠考虑到,许分队长与江滨都是三青团员,但不知他们之间是否有密切联系。在队部的讨论会上,丘首先提出把二、三分队的队长调换一下,即遭到许的反对,这说明许与江滨还没有发生密切联系。
为了试探陈情的态度,丘又提出,既然问题扯到斯派,这是个政治问题,应由政治指导员去处理。陈情说:“不管提到什么派别,我们可以不作处理,但闹不团结,影响工作,就不得不作处理。既然是团结问题,由生活委员会处理最为合适。”
卓勋听了大为欢喜,因为由他出面处理,过重会得罪肖光保,过轻则对不起朴万庆。于是,他顺水推舟,同意由生活委员会去处理。
丘文惠去戎圩前,就与大队指导员黄汉杰(共产党员)交换了意见,得到他的帮助。到了戎圩,丘一面做好朴万庆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则发动群众列举江滨罪状。后来,由朴万庆带头签名,全分队同学也逐一签名要求把江滨开除,处理结果立即报中队部,转一大队部批准,再报团部备案。等到肖光保知道这件事之后,江滨已被开除出学生军队伍了。
办报办刊扩大宣传面
学生军到了梧州以后,经常出版壁报宣传抗日。我们的壁报办得很有特色。有一次,我们出版了一期巨型壁报,以孙中山立在碑石上作主体,每块碑上写壁报内容,背景则是林立在炮火中的工厂。这期壁报张贴在南环路口,张贴时我们还派出一班同学先唱《我们在太行山上》,然后隆重贴出,壁报吸引着无数观众。
但是,壁报贴在街上,不能传阅,雨淋日晒,很快就字迹模糊,宣传效果难免受限制。因而,我们就想到要办些较固定的报纸或刊物。
其时,中队部原有一个油印的内部刊物《大众报》,由梁敏之和我编辑。后来,梁敏之调离了梧州,《大众报》虽继续出版,但队内同学建议办些对外发行的报刊,以扩大宣传面。经过队部决定,一番筹备之后,《西江小报》和《好好睇》(期刊)就先后诞生了。
《西江小报》是四开小报,油印,每周出版两期,由我编辑,每期发行千余份。报纸内容着重分析抗战形势,针对当时反动政治逆流予以揭露批判,也刊登一些文艺作品。《好好睇》是三十二开本刊物,铅印,由我和薛剑文编辑,是本通俗读物,每期印二千本,共出版过四期,由生活书店梧州分店发行。
当时,梧州仅有官办的《民国日报》以及广州迁来的《中山日报》,这两份报纸刊登的都是官样文章,死气沉沉,因此读者寥寥。我们的报刊一出版,立刻吸引了很多读者购阅,对宣传抗战起到了作用。
动员歌妓参加抗日救亡
梧州是一个通商口岸,当时的妓馆都开设在抚河上,从九坊路至四坊路口一带河面,有无数“花艇”停泊,入夜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不少妓女陷在苦海中,强作欢颜。宣传抗战救亡需要我们广泛地发动社会各个阶层参与其中,但这些妓女心态难以揣摸,且所处的环境复杂,要对她们开展宣传工作比较困难。
女生队的崔震金和两个女同学决定先摸摸情况。她们找到了掌控妓女们的“龟公”,谈及战事当前,要对歌女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这“龟公”十分滑头,推说每天的营业时间都安排满了,同学们第一次去没有达成协议。后来,队部决定派我们四个男同学陪崔震金去做工作。“龟公”见到我们,照样还是嬉皮笑脸,推三搪四,但我们明确表示,“就是停止营业也要训练!”他见我们态度强硬且携带有武器,就勉强答应了。
每天下午三时至五时为召集时间,集合地点就在中国酒楼花厅。冷静(艺名)被妓女们推选为队长,她年岁比其他歌女大,约三十多岁,为人通情达理,愿意支持我们的工作。后来我们才知道她曾在南宁高中读书,而我们有个叫熊珊的女同学,讲话带着南宁口音,冷静觉得“他乡遇故知”,就对熊无话不谈了,我们的意图也通过这层关系得到了贯彻。
开始时,我们跟她们讲抗战形势,教唱抗战歌曲。除上课外,也和她们个别谈心。后来,我们和她们订了一些守则,如发现汉奸嫌疑的要报告、不准白天涂脂粉等,作为她们抗日救国的实际行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她们对抗战有所认识,提高了觉悟。渐渐地,她们开始参加一些抗日救亡行动。有一次,冷静带领一些歌女到献金台献金、献银、献现钞,还为群众义演。还有一次,冷静来队部报告,说发现有人走私一批鸦片烟,要我们派人去缉捕。男同学们马上拿起枪,约了民团指挥部几个武装人员一起行动,结果把那批鸦片烟缉获了。
宗教界被动员起来
珠投岭上的西竺园,是当时梧州市仅有的一座佛寺,内有僧两人尼四人,人数虽然不多,但一些善男信女经常到园内求签拜佛,寺庙香火颇为鼎盛。
崔震金、邓秀琼,钟秀群等同学上了西竺园,访问了女佛教徒。崔震金她们指出,国破家亡,寺院也难保清静。对此,女佛教徒深以为然。有一位女佛教徒较有威望,同学们到她家联系,得到了她的支持。于是,同学们得以在西竺园里讲解时事。后来,女佛教徒在西竺园内走廊设立“抗日阵亡烈士灵位”,每天念经祈祷,每月初八、初十,也邀请我们去参加活动,并共同向抗日阵亡烈士奠酒致哀。后来,经过宣传,许多女教徒虔诚地为抗战献金。
大中路的浸信会、大东路的宣道会、河西西医院的循道会,都是基督教徒做礼拜的地方,而维新街的天主教堂则是天主教徒的集聚点,我们也深入其中,与教友联系,向他们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激发他们的爱国热忱。后来,他们都自愿捐赠了大量现款和药品,支援抗战前线。
1939年底,日军占领南宁,广西形势告急。1940年4月,学生军奉命集中贵县,转到到敌后(今上思、宁明、凭祥一带)去开辟根据地。于是,我们不得不再次含泪告别梧州的父老乡亲,踏上新征程。
学生军当时所作的抗日救亡宣传漫画。(资料图片)
广西学生军中的女学生宣传队合照。(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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